刘玥莹评《自由成疾》︱苦难的解放：被身体改写的自由

《自由成疾：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非裔美国人的疾病与苦难》，吉姆·唐斯著，刘军译，格致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323页，89.00元

近年来，历史学越来越不满足于讲述政治如何改变世界，而开始追问战争、疾病、环境与身体如何塑造历史经验。从疾病史、情感史到身体史的兴起，人们逐渐意识到，那些长期被视为历史背景的生命经验，本身同样具有解释历史的力量。吉姆·唐斯（Jim Downs）的《自由成疾：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非裔美国人的疾病与苦难》（Sick from Freedom: African-American Illness and Suffering during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正是这一转向中的代表性著作。它并非只是补充了一段被忽视的美国内战医疗史，而是借助疾病这一切口，重新审视“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促使当代学者重新思考国家、自由与身体之间的关系。

一本改变问题意识的书

美国内战结束以后，四百万奴隶获得自由。这一历史时刻长期被视为美国民主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历史转折。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到《第十三修正案》，再到重建时期一系列宪法改革，主流美国史学叙事始终围绕自由、平等与公民权铺展。无论是将“重建”定性为“失败革命”的早期邓宁学派（Dunning School），还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聚焦黑人政治参与、倡导共和主义重建的新重建史学，都共享一套固化叙事框架——战争落幕即奴隶制终结，奴隶制消亡便宣告自由时代的开启。

威廉·邓宁（William A. Dunning）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

然而，这种以政治解放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也在无形中遮蔽了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历史线索——战争究竟如何塑造了人的身体与生命。作为现代战争早期的重要范例，美国内战爆发于无菌术尚未普及、细菌学尚未建立的时代，大规模人口流动、卫生体系崩溃以及物资匮乏，使战争不仅成为一场军事冲突，更演变为一场深刻的公共卫生危机。尽管学界早已认识到疫病是内战时期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但既有研究更多聚焦军队医疗制度、战地医院或军事医学的发展，对于战争如何重塑普通民众，尤其是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群体的健康状况，则始终缺乏系统考察。即便少数研究涉及相关议题，也多停留于医疗体系失灵、疫病蔓延等描述性论述，尚未真正将疾病置于理解解放进程的核心位置。

正是在这一史学背景下，吉姆·唐斯（Jim Downs）的《自由成疾：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非裔美国人的疾病与苦难》展现出突破性的意义。它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内战医疗史，也不仅是在既有政治史框架下补充一个被忽视的议题，而是试图重新定义“解放”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正如理查德·施约克（Richard H. Shryock）早在内战百年纪念之际发表的《关于内战的医学视角》（A Med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ivil War）一文中所指出的，如果忽视战争的医疗维度，美国内战史不仅残缺不全，更会使人无法真正理解这场历史进程所蕴含的悲剧底色。唐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将目光投向那些刚刚摆脱奴隶身份，却迅速陷入疾病、饥饿与死亡阴影中的黑人群体。

1862年，一名联邦士兵与非裔美国人站在南卡罗来纳州希尔顿黑德岛的一处种植园里。（图源：Shutterstock，载于AAIHS, “Military Service and Black Families During the Civil War”, 2023）

依托美国国家档案馆、军医报告、弗里德曼局（Freedmen’s Bureau）医疗档案以及地方医院记录等丰富史料，唐斯提出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问题：为什么自由的到来，反而成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的开端？这一提问的意义，并不在于揭示解放背后的“另一面”，更不只是对传统凯旋叙事的简单修正，而是在概念层面重新界定“解放”。在唐斯笔下，疾病不再只是战争的副产品，也不再只是社会史的一个附属议题，而成为理解解放进程不可或缺的分析维度。正因如此，彼得·麦坎德利斯（Peter McCandless）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中评价，本书是对解放凯旋主义叙事“一次必要而深刻的矫正”。如果解放本身伴随着疾病、饥饿与死亡，并持续制造新的脆弱性，那么“解放”便不能再被理解为一个一次性完成的政治事件，而应被视为一个充满风险、代价与治理失灵的漫长历史过程。

死者的档案：谁有资格进入历史

如何将一部“预告死亡的编年史”，重写为“死亡主体的集体传记”、一部“人类的反历史”、一种“自由的实践”？

这是《自由成疾》导言开篇提出的问题，也是全书的方法论起点。这句话引自萨迪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广为引用的经典论文《维纳斯的两幕》（Venus in Two Acts），并非点缀性的引文，而是唐斯主动为自己设定的史学难题：当死者几乎没有留下自己的声音时，历史学家如何为他们书写历史？

这一挑战首先来自档案本身。唐斯所能依赖的档案，几乎全部出自奴役、管理或救济获释奴隶的国家机构，包括军方报告、自由民局（Freedmen's Bureau）公文、医院记录以及北方报刊等。真正属于获释奴隶自己的声音，则只能零散地散落于这些官方文本的缝隙之间。因此，本书并未试图还原一种完整的黑人生命经验，而是在制度档案中追寻那些被反复遗漏、删减甚至沉默的生命轨迹。这种写法，与其说是在利用档案，不如说是在不断追问档案：它记录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

要理解这种史料困境，需要回到人类学家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lot）在《沉默的过去：权力与历史的生产》（Silencing the Past: 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中提出的经典论断——“历史是权力的产物”。特鲁约指出，历史的沉默并非史料保存不善造成的偶然缺失，而是权力介入历史生产全过程的结果。从事实创造、事实汇集，到事实检索，再到历史意义的赋予，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哪些人能够进入历史，哪些人则被排除在外。换言之，历史从来不是对过去的被动记录，而是权力不断筛选、组织和再生产过去的过程。

按照这一框架重新审视《自由成疾》，唐斯在书中讲述的每一个死亡案例，实际上都经历了这四重筛选。开篇惨死于通往自由道路上的米勒一家，其苦难是否值得军官记录，属于第一重权力；军官的报告是否得以归档保存，属于第二重；唐斯能否在浩繁的国家档案中重新发现这一记录，属于第三重；而这些残缺的材料最终能否被重新赋予历史意义，则属于第四重，这也正是《自由成疾》整部著作所承担的工作。

正是在特鲁约的基础上，哈特曼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批判性虚构”（critical fabulation）。她认为，当档案暴力已经注定某些生命无法被完整复原时，历史学家不应继续将档案视为透明、中立的事实容器，而应坦率承认其局限，在严格区分证据与推测的前提下，尝试补写那些被制度性沉默的生命经验。换言之，真正需要修复的，不只是历史叙事，更是历史本身长期存在的失语状态。

置于这一方法论谱系中，唐斯的写作策略便显得格外清晰。他没有像哈特曼那样主动运用富于文学性的“批判性虚构”，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克制的历史学路径：反复追问一份报告为何语焉不详，一个统计数字背后究竟隐去了哪些生命，一段行政记录为何突然中断。他并不试图替死者发声，而是努力让档案中的沉默本身成为历史证据。疾病、死亡与缺席，在他的笔下因此获得了与文字同等重要的史料意义。

南卡罗来纳州难民、自由民和弃地管理局外勤办事处记录，1865-1872年，下属外勤办事处，奥兰治堡（医院），伤病员登记册，第258卷。

这种策略无疑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却也难以完全摆脱官方档案的结构性限制。正如施瓦茨（Schwartz）在《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所批评的，《自由成疾》中“几乎听不见获释奴隶自己的声音”。书中真正得以展开的，更多仍是军医、官员与自由民局的治理逻辑，而不是黑人自身理解疾病、叙述苦难和组织自救的完整经验。这当然可以被视为本书的一种不足，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恰恰印证了特鲁约关于“档案即权力”的判断：当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历史上最缺乏归档权力的人群时，任何历史书写都无法完全摆脱档案暴力。

也正因如此，《自由成疾》的贡献并不在于彻底克服了这种暴力，而在于让读者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唐斯没有让沉默消失，却让沉默本身成为历史分析的对象；没有恢复所有死者的声音，却让这些无法发声的人重新进入了历史叙事。

自由不是一场事件，而是一个过程

唐斯在全书反复强调“解放作为过程”（Emancipation as a Process），而非解放作为事件。这一表述看似朴素，实则触及了历史书写方式本身的选择。事件史（event history）倾向于把历史压缩为若干个关键时刻，诸如宣言的签署、军队的进城、修正案的批准。而过程史（process history）则要求历史学者追踪一整条时间线上持续发生的、往往缓慢而破坏性的变化，这也是近年来国际史学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向。

唐斯的叙述提供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条。种植园经济的崩溃，导致数十万奴隶离开原有的居住地和食物供给体系；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随之而来——获得自由者涌向联邦军队营地、涌向城市、涌向所谓的“接触地带”（contraband camps）；人口的高密度聚集与不洁的饮水、拥挤的居住条件相结合，为天花、霍乱等传染病提供了理想的传播土壤；与此同时，脆弱且资源匮乏的自由民局医疗处根本无力应对这一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旧秩序轰然崩塌，却终以新一轮的消亡落幕；自由的宣言响彻之际，死亡数字同步急剧攀升。

大量获释奴隶聚集于联邦军控制区（图源：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转引自 Searchable Museum（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Self-Emancipation” 数字展览）

如果将这一逻辑进一步抽象，它便不再只是美国内战史中的特殊现象，而更接近于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谓“国家简化”（state simplification）所揭示的普遍困境。当国家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决策重塑社会秩序时，其治理实践往往不得不将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可识别、可分类、可管理的对象。然而，当“解放”这样一项涉及数百万人的政治工程迅速展开时，国家赖以实施治理的行政能力、信息体系和基层组织，却远未做好相应准备，政治目标与治理能力之间由此形成了显著落差。它也呼应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大规模结构变迁如何在具体的人口迁移、都市化与国家建构过程中制造出新脆弱性的论述。而福柯（Michel Foucault）则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理解，当旧的、以强制劳动与人身依附为基础的治理术崩溃后，新的治理术（统计、隔离、医疗管理）尚未及时建立起来，这中间的真空地带，恰恰是疾病与死亡滋生的空间。

唐斯没有把1863年1月1日或1865年12月当作历史叙述可以停止的终点，而是把这些日期当作一条更长、更艰难，也更危险的历史进程的起点。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从来不是一份可以被瞬间兑现的礼物，而是一场必须依靠具体制度与资源去承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实验。

“能动性”的加冕与祛魅

唐斯在注释中坦言，他的问题意识部分建立在对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与利昂·利特瓦克（Leon Litwack）《久居暴风雨中》的回应之上。他要写的不是获释奴隶如何争取选举权、公平工资与土地所有权，而是这些斗争得以展开的前提——一个还活着的、足够健康的身体。这一收窄，折射出美国奴隶制与重建史学内部一场持续了近二十年的争论：在书写被压迫群体历史时，“能动性”（agency）究竟应当占据怎样的位置？

这一争论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声音，来自历史学家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发表于《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的经典论文《论能动性》（On Agency）。约翰逊指出，“能动性”虽然帮助新社会史摆脱了早期种族主义史学将奴隶视为被动客体的叙事模式，但这一概念本身也继承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关于自主主体的思想预设。当历史学家不断强调“将能动性还给奴隶”时，看似是在修正旧有偏见，却也可能无意中复制了自由主义关于独立意志的语言体系。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奴隶或获释奴隶是否具有能动性，而是他们究竟如何在具体的权力结构、社会关系与物质条件中行动，又如何理解自身处境。

约翰逊的批评虽然针对奴隶制史学，但同样触及方纳、利特瓦克所代表的重建史研究。为了回应早期史学将黑人描绘为历史被动对象的传统，他们强调获释奴隶建立家庭、组织政治运动、参与宗教生活以及争取土地权利的主动性，这一转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证明黑人具有能动性”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式时，“能动性”也可能从分析概念演变为一种道德姿态，历史学家不断强调黑人如何抵抗、如何创造历史，却较少关注那些即使拥有坚定意志也难以突破的结构性限制。

一位美国联邦军黑人士兵与其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家庭肖像（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转引自The Civil War Monitor, “Reconsidering the ‘Myth’ of the Black Union Soldier”, 2014）

《自由成疾》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从另一方向对这一叙事惯例提出挑战。唐斯并非否认获释奴隶的主体性，而是提醒读者，能动性无法抵御天花、伤寒与饥饿。正如他在书中所指出的，自由民面对着许多“无论他们拥有多强的意志和自主精神都无法战胜的障碍”。战争与解放带来的疾病传播、医疗资源匮乏以及国家治理失灵，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勇气、信念或政治意识而自动消解。因此，身体的脆弱性并非自由实践之外的附属因素，而是理解重建进程不可回避的历史条件。

然而，沿着约翰逊的逻辑继续追问，唐斯的修正也并非没有局限。约翰逊真正警惕的，并不是“能动性”这一概念本身，而是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复杂的生命经验压缩为“能动的抵抗者”或“无助的受害者”两种预设形象。唐斯将叙事重心从政治主体转向脆弱身体，无疑突破了传统重建史对权力、制度与政治行动的过度关注，使疾病、死亡和生命条件重新进入历史分析。然而，如果身体始终只是制度暴力的承受者，而个体如何理解疾病、组织互助、回应苦难并塑造自身生活的过程未能得到充分呈现，那么“脆弱”同样可能沦为一种新的总体性范畴。它只是将历史学关注的道德重心，从“值得赞美的坚韧”转向了“值得同情的苦难”。

因此，《自由成疾》的价值在于迫使学者重新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自由既不是单纯由政治权利构成的制度安排，也不是个人意志即可实现的道德实践，而是在具体身体、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之间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围绕能动性与结构、抵抗与脆弱的争论，也正因如此而不会终结。它始终要求历史学家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在真正理解历史中的人，还是只是用符合自身期待的范畴重新塑造他们？

获得自由的非裔美国人医院（图源：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自由成疾》并没有重新定义自由，它只是让我们意识到，自由从来不是一纸宣言，也不是某个历史时刻自动兑现的政治承诺，而是一种始终需要制度承接、资源保障与身体支撑的历史实践。当我们重新把疾病、身体和生命经验放回解放史之中，真正发生变化的不只是对美国重建时期的理解，更是我们观察历史的视角：历史不仅属于那些改变制度的人，也属于那些在疾病、饥饿与苦难中努力活下来的人。或许，一部真正成熟的历史，不仅要解释权力如何运行，也要解释生命如何存在。

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刘玥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