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都没有错，为什么还是无法达成共识？

从早晨一碗豆腐脑的甜咸口味，到地铁公交上是否让座，再到奋斗的人生应当是去上学还是上班……大事小情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观点与分歧。我们当然重视共识对于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意义，但也认为不同的声音与姿态可能是自我更为真实的表达。于是，相同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事实。

这也是哲学发生的时刻。当我们对每一个切身问题展开细致思考后，可能会忽然发现困扰自己的不是这些具体问题中的哪一个，而是整个世界。这个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似乎逐渐具有了某种无法被立刻把握的特征、结构与机理，总是邀请我们去思考它何以如此、为何如此以及在此基础上还能够怎样。在此目光的审视下，这个世界的一切仿佛都不再理所当然，甚至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都显得如此陌生，需要我们去理解和反思人与人为何会相伴而生。这种有关“社会何以可能”的思考便被视为政治哲学。在自古希腊以来的漫长传统中，政治哲学的思考大体具有两种传统。一种传统认为我们应当从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出发，将此状态所体现的道德原则视为评价与指引现实生活的尺度；另一种传统则认为我们应当从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出发，将无休止的纷争与权力的取用作为思考良好生活的起点。

但在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拉莫尔（Charles Larmore）看来，这两种传统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所不足。理解政治哲学，或者说有关我们社会生活何以可能的思考，应当在这两种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道路。为此，他在古稀之年将自己长久以来的思考汇聚为一本小书《什么是政治哲学》（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中译本：钱一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试图提纲挈领地向政治哲学与哲学的研究者以及对于自我、他人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感兴趣的一般读者勾勒自己有关这门学问的心得。他想要表明，有关政治的理性思考不能全然沉迷于道德，但也不能完全抛开道德。

《什么是政治哲学》

作者：[美] 查尔斯·拉莫尔

译者：钱一栋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年8月

当我们善良理性

却又针锋相对

对于同样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种情形从古至今都不少见，在倡导质疑与反思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面对分歧，一种常见的应对方式就是鼓励我们对于各自观点的前提假设、立场视角与推理过程展开真诚坦率的交流，并笃定地认为只要我们足够理性，就会在彼此讨论商榷中调整自己的看法，进而形成比较稳定的共识。这是一种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仅坚信个人的良善生活一定要在共同体中实现，还认为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指向一个终极目的，即人类本身的幸福或繁荣（eudaimonia）。更准确地说，我们似乎可以先验地将一些理念或原则视为人类社会与制度有待实现或逐步展开的目的，通过衡量现实与此目的之间的距离而推动世界的改变。

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我们难免会怀疑它太过乐观和简单。这不仅是因为如霍布斯和韦伯这样的经典思想家所告诫的，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诸神之争般不可解决的冲突与纷争，更在于面对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传统，我们作为现代人难免会对这个世界背后存在目的、在一切人类行为与社会生活之前便存在评判是非对错的尺度感到不可思议。依据这种观点，分歧可能就是分歧，在它背后并没有隐而不现、有待我们通过理性论辩加以发掘的更深层次或更宏大的共识、允诺与认同。这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分歧：在一些关乎我们生活根本事务的问题上，足够理性的人尽心尽力地运用他们的理性能力后，往往还是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存在缺陷，而是由于我们背景各异，对关键要素有不同的感知，并且对复杂考量有不同的权衡方式。（《什么是政治哲学》第31页，下同）简言之，有一些分歧是必然存在且不可消除的。

具体来说，这类分歧既包括由于物质利益和身份地位所引发的斗争与对立，也包含人与人之间在涉及正义、幸福与善等根本议题方面的不同理解，还意味着一些我们乍看之下具备共识但越细加推敲便越有不同看法的事务。拉莫尔将之称为“合理分歧”，并将此视为我们展开有关“社会何以可能”的思考的起点。这便是他所理解的以“政治的”而非“道德的”方式做政治哲学的核心含义。在这种观点背后，隐含着如下看法，即我们彼此之间的背景信念、标准与利益是可相互理解但不可通约的。简单来说，我能够理解你具有不同于我的看法的理由，也认为我们彼此的推理前提和过程都没有错，但觉得我们无法通过交流彼此的推理前提与过程而形成都可接受的共识。（第121页）

理性分歧既然无所不在且无法消除，“社会何以可能”抑或“共同生活如何得以维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取决于消除或管理分歧的社会机制：权威与正当性。拉莫尔指出，权威往往指的是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秩序的拥护，也即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承认执行政治规则的各种机构在其管辖范围之内有资格解决冲突。正当性则是指国家有资格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人民强加这些法律，抑或国家所行使的强制力得到充分或真正的辩护与证明。（第36-37页）在拉莫尔看来，社会秩序不能仅仅主张自己具有正当性，民众也不能仅仅服从于社会秩序而不考虑其是否得到充分辩护：这会导致权力的恣意和非理性的盲从抑或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压迫，反而影响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真正能够有效应对理性分歧的社会机制是，国家的强制力得到有效辩护，民众在获知该辩护的基础上承认国家的统治：权威应当与正当性结合起来。

《女人们的谈话》（2022）剧照。

于是，正当性问题就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关键。这是因为如果想要国家具有权威，人们虽然无需相信它出台的每一部法律或它每一次行使自己手中的强制力都可以得到辩护，但必须相信，国家运用权力来确立共同生活的条款是具有正当性的。（第36页）在此基础上，拉莫尔进一步将国家的正当性拆解为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1）国家凭借何种权利可以行使强制力？（2）国家能够以可辩护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哪些领域？（3）国家有权管辖哪些人？有关这些问题，拉莫尔比较独到的看法是，若想彻底地回应它们，我们的哲学思考就必须诉诸道德原则。这是一个值得稍加解释的论断。

拉莫尔其实并不欣赏亚里士多德所开启的政治哲学传统，认为它建立在先验的道德原则之上并过于乐观地看待合理分歧这个事实。拉莫尔在此诉诸道德原则来为国家强制力的行使提供正当性，是不是陷入了自相矛盾？毕竟，当我们认为一个行为（事实）能够体现一个原则（规范），也即事实能够辩护规范的时候，为了避免违反休谟法则，会诉诸另一个能够为此辩护关系提供担保的原则。沿着这个路径推理下去，似乎能够为一个行为提供辩护的最终理由就是一切原则所递归的终极原则。如此一来，拉莫尔的观点就与他所批评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别无二致：行为之前，存在着先验的原则。不过好在拉莫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为自己观点提供的辩护是，我们无需诉诸另外的原则为行为和原则之间的关系提供辩护，因为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本身就证明一些原则有效。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河床和铰链的比喻，似乎还表明拉莫尔会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我的生活”以及“这就是我们的行为方式”这样的句子和表述构成了我们推理的终点或起点。

从更为复杂的哲学议题来看，拉莫尔的辩护自然不是无可指摘的。但我们不妨权且接受他的看法。这就导向了他希望我们得出的结论，即他所说的通过道德为国家强制力辩护，并不是诉诸自称是普遍有效且永恒不变的先验意义上的道德原则，而是植根于具体的生活事实。这种观点被他称为语境主义的正当性辩护。（第122页）它进一步可以引申出两个推论。其一，任何正当性辩护都应当是熟知特定生活事实的人们所作出的，也即该辩护的效力首先取决于人们从自身背景信念、标准和利益出发对它的接受；进而，其二，任何正当性辩护都不可能是普遍有效的，因为不见得所有人都共享特定生活事实并因此具有相同的背景信念、标准和利益。因此，正当性（与权威）虽然是管控合理分歧的社会机制，但这种机制本身又会导向不同正当性观念之间的冲突，且后者本身也是合理分歧的一种。合理分歧与冲突的恒久性，成为拉莫尔对于政治领域的总体看法。他认为这两个特征集中体现了政治领域的现实状况，因此就将自己的观点视为“政治现实主义”脉络的延续。

现实的，太现实的

“realism”在哲学领域往往指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立场，认为存在着独立于人类感知或心智的事物。但在法律和政治领域，它则被译为“现实主义”，是以冷峻、理性、摒除浪漫色彩的目光看待事务的一种方法。（赵英男：《一般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第227页）它可能会认为人类主要受到激情和利益而非理性的推动，道德义务或责任与人类行为的改变无关，不存在客观的道德要求，人类的行动与动机大部分是自私的，理论应当解释事物的实际状况而非应然模样，等等。（Brian Leiter, From a Realist Point of 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6, pp. 1-2）这里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现实”，以及为何激情和利益而非理性和道德才是现实的？现实主义者对此的态度显然非常现实，他们选择悬置这些元理论议题而以颇具冲击力的文字与研究证明自己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实主义有些类似于王汎森先生所说的“执拗的低音”，是对社会思想与人类行动中那些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压抑、改写、扭曲和边缘化的但又具有恒常性的要素的整理与发觉。（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页）

政治现实主义侧重于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背阴面”，将分歧与冲突置于首要位置。在当代讨论中，人们往往将这种立场同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联系起来。威廉斯在《太初有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所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呼吁，政治哲学不应当成为道德哲学的分支，有关政治事务的思考也不应当成为应用道德哲学，应当以政治的方式对待政治。大体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理性的局限，并更多地通过历史考察而非逻辑分析来理解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陈德中：《政治现实主义——威廉姆斯政治哲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5-66页）不过，早在古希腊时期的智者派，无论是普罗泰戈拉所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高尔吉亚提出的知识论怀疑主义，还是色拉叙马库斯所说的“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都体现出关注现世而非来生、论力不论理、关注行动而非反思并以非道德的立场看待事务的特征。他们被视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起源。（陈德中：《魔魅与清明——现实主义的威廉—韦伯对彰》，当代中国出版社2026年版，第19-20页）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太初有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暂译）书封。

一如拉莫尔所批评的，传统政治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认为政治事务与政治思考不应与道德产生关联，特别是不应认为存在着先在于政治的道德。这正如霍布斯所教导的，在利维坦诞生之前，正义无从谈起。但如前所述，拉莫尔认为政治现实主义同样需要关注道德。这不仅因为道德作为一种理想具有指引现实生活的价值，还因为唯有道德原则能够为国家强制力的行使提供真正的充分辩护。在拉莫尔看来，传统政治现实主义之所以忽略了这一点，主要与威廉斯有关权威或正当性的看法相关。威廉斯认为，国家在努力保障秩序与合作条件时，“必须就其权力向每个受治者提供证成”，这里的受治者就是“任何处于国家权力之下的人，国家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和制度的理解来正当强制的人”，以及国家希望得到其拥护的人。（第80页）

这些观点被威廉斯概括为国家需要满足的“基本正当化要求”。有关这个要求，拉莫尔认为可以从三个彼此相关但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其一，它指的是国家要为自己行使强制力提供辩护；其二，它指的是国家所提供的辩护得到民众接受，亦即拥有权威；其三，它指的是国家所提供的辩护实际上是正确的，国家因此实际上具有正当性。显然，依据拉莫尔的标准，威廉斯没有明确区分权威与正当性这两个概念。这使得威廉斯认为只要受治者承认国家的正当性，“基本正当化要求”就得以满足。拉莫尔认为，这显然忽略了一种可能，即人们只是基于各种理由认为国家具有正当性，但其实并非如此，国家的正当性主张只是一种说辞而无法真正得到辩护。

拉莫尔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常见。比如，法哲学家会思考在千头万绪的部门法教义背后，是否存在着统一的哲学基础或道德原则？知识论学者会质疑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否就是其本来的面目？人权学者会探究在制定法文本之外权利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基础？如果我们可以反问法哲学家、知识论学者和人权学者为何要为我们的经验事实寻找一个基础，或许我们也可以反问拉莫尔，为何当民众认为国家具有正当性时，国家的正当性没有得到充分辩护？拉莫尔当然可以再为我们解释一遍正当性与权威的区别。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为何需要接受这两者的区分？

《杀戮》（2011）剧照。

如果我们延续从智者派以来的政治现实主义思考，或许区分正当性与权威是不必要的。这不是说国家真正得到辩护和民众相信其得到辩护之间没有区别。恰恰相反，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随处可见这两者之间存在不同的例证。民众当然可能受制于激情、利益以及意志的薄弱（akrasia）而产生错误的认识与判断。这一点无需否认。但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创设一个不同于民众认同的被称为正当性的领域。这种创设可能在以下三重意义上是不合适的。

其一，认为国家具备民众认同之外的“真正”正当性，仿佛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在我们的认知之外具备“本来”面目，会引发不必要的理论冲动。正如在笛卡尔之后我们具有表征功能的心灵与其所表征的世界之间的符合关系为知识论带来永恒难题一样，正当性与权威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往往令政治哲学家陷入混乱。知识论学者无法确定世界本来的模样，政治哲学家也无法证明国家在得到民众认同之外具备何种正当性基础。正如罗伯特·保罗·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在《为无政府主义申辩》（A Defense of Anachism）中已表明的那样，似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理论能够证明人们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义务。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如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那样，为国家或法律的正当性提出一套辩护标准，但没有证据表明国家或法律实际上可以充分满足此种主张。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接受拉莫尔在权威和正当性之间的区分，我们最终可能会发现国家并不具有他所界定的正当性。但这并不表明我们不应当服从国家的统治，而是表明这种过高的正当性要求是不合适的。

其二，拉莫尔有关正当性与权威的区分，与他有关正当性的其他论述存在紧张关系。比如，拉莫尔认同威廉斯所指出的国家的正当性取决于历史情境。他进一步将此主张解释为，国家的正当性并非取决于偶然的历史状况，而是取决于既有的文化、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在这一社会中什么事情可以做成的主流假设。（第91页）这些相对恒定的现实条件使得不同时代对于正当性的标准有所不同。拉莫尔为此举出的例证是古代城邦或帝国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给它们贴上“不正当”的标签。这个论述和例证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并没有支持正当性与权威之间的区分。比如，生活在古代的民众依据当时相对恒定的现实条件认为城邦统治是正当的，这丝毫没有违背拉莫尔有关正当性和历史情境之间关联的看法，但使得正当性与权威的区分变得没有必要。

其三，拉莫尔有关正当性和权威的区分，扭转了现实主义方法在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风格。与任何标签类似，现实主义本身包罗万象，并无固定不变的内容。更何况它作为一种方法，本身也不承诺任何既定的立场。但如前所述，基于现实主义的思考往往会有一些共同点。比如，相较于应然，现实主义方法更关注实然；相较于观念，现实主义方法更关注行动；相较于信念或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现实主义方法更关注信念或制度的实际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论风格近乎实用主义准则或实践后果分析法，也即通过实践的后果来解释抽象的概念。这种方法显然否认存在任何超出经验世界的事物、价值与意义。但当拉莫尔强调正当性与权威的区分，并认为有关正当性的辩护需要诉诸“先于政治的道德”时，虽然他可能想要表明的是生活现实条件中所包含的道德原则能够为国家提供正当性辩护，但毕竟已经预设了“正当性”这个概念的意义是无法在经验层面被社会成员的信念与行为穷尽的。

总之，以上分析表明拉莫尔有关正当性和权威的区分，将一种微弱但确定无疑的形而上学预设引入了讨论。这使得他的政治现实主义立场反而显得不那么现实，仿佛是从明亮的玻璃窗望向这个世界，与现实或真实之间始终有所隔膜。沿着这一路径思考，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拉莫尔有关正当性的提问是不恰当的，至少就其所认同的政治现实主义来说是这样。

《一般法理学》

作者：赵英男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1月

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但这并不意味着拉莫尔对于正当性的关心是毫无道理的。依据他的论述，人类历史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联合体。这些联合体最初采取的形式是围绕某种单数的、权威性的且多少带有强制性的关于人类善的定义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有关人类善的共识确保了这类共同体的稳定。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经过深沉且真诚思考的人们开始在信仰问题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善的本性等问题上产生分歧。（第109-110页）自此以后，前文所述的合理分歧广泛存在且难以消除。有关共同生活的根本议题，人们会面临同样合理但彼此不同甚至矛盾的多种解释，找到应对这种分歧的方式便至关重要。

为此，罗尔斯提出了政治自由主义。这大体上指的是社会成员可能认同不同的宗教、哲学与人生信念，但他们如果足够通情达理且经过理性的推理就会对涉及共同生活的根本议题形成共识。这种共识的内容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它构成处理共同生活根本议题亦即构建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的原则。罗尔斯无疑将社会秩序问题推进了一大步。但在拉莫尔看来，罗尔斯的讨论不够彻底，因为他并没有表明为何一种原则得到社会成员接受便是正确的。若想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进一步考察其道德基础。（第130页）这也被拉莫尔称为对于政治自由主义正当性的辩护。

拉莫尔发现，当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的根本条款需要得到受其约束之人的认可时，其实预设了一种深层次的尊重人的观念。具体来说，假若我们通过强制力威胁他人遵守某项规则，却不认为他们也能基于自身视角发现将该规则强加于共同体的理由时，我们其实忽视或贬低了他人的能力与价值。在强迫他们服从规则时，我们并没有将他们基于自身理由而思考行动的能力本身视为值得珍视之物。（第135页）这种能力对于一个人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根据理由展开反思和评估是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独特能力。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是忽视了人之为人的独特性。拉莫尔认为这种深层次的尊重人的观念构成了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它要求每个政治联合体的根本条款都需要得到受其约束者基于自身视角而发现的理由的接受。简言之，拉莫尔将社会根本条款抽象为一个以尊重人为基础的原则体系。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生前曾任哈佛大学教授，著作包括《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等。

这种探究当然具有不可否定的内在价值。它就如我们对于道德理念的分析一样，服务于现实制度与秩序的改进和完善。但当拉莫尔认为这种探究与政治现实主义的关系更为紧密时，我们就有必要思考这两者之间是否的确如其所说那样亲密无间了。在我看来，这两者的关系有待拉莫尔的进一步辩护。

首先，拉莫尔需要进一步讨论为何现实主义的哲学分析需要关注正当性问题。如同阿玛蒂亚·森在讨论罗尔斯的《正义论》时，认为与其构建一种有关公正社会应当怎样的先验理论，关注现实生活中不正义现象的消除可能更为有效。我们或许也可以认为与其探究社会根本条款的正当性或道德基础，关注这些条款是否良好运作以及社会成员的认同如何塑造出社会秩序的权威或正当性是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做法。更准确地说，拉莫尔虽然向我们表明正当性问题对于理解社会秩序、应对合理分析至关重要，却没有表明这对于现实主义思考来说是同样重要的。

其次，当拉莫尔尝试为现实中运作的制度和规则寻求一个深层基础时，他与自己批评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下为现实世界种种现象预设了终极目的或善的立场，似乎没有太大不同。他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现实世界是某种更深层事物的展开或发展。这一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常见方式。但似乎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理解世界的唯一或最佳方式。当一个事物出现在面前时，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探究构成其真实本性的本质或基础来认识它，但也可以通过其产生的影响或发挥的作用来理解它。更何况，依据拉莫尔的界定，“尊重人”这个抽象原则就好像当代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者有关人类基本善的解读一样，可以填充进任何重要的人类价值。作为一种抽象原则，它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切、自主性、尊严、自由等价值如果不是可以相互替换，也是彼此重叠的。这意味着与其说拉莫尔论证了“尊重人”是整个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不如说他提出了一种理解社会秩序的假说。

最后，拉莫尔如果认同政治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那么无论是否展开现实主义思考，这门学科都应当更多聚焦于一阶问题。迫切的现实议题，比如战争、贫困、饥荒、难民、恶法、资源分配和民粹主义等，当然在此之列。但界定一阶问题的标准主要不是主题或内容，而是思考或提问的方式。这种思考或提问较少关注事物、现象和行为在形而上学或道德意义上的本质与基础。相反，它比较关注事物、现象和行为的历史发展、现实影响以及与其他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举例来说，现实主义的法学可能不会关注法律的本质特征、法律制度或部门法的道德基础，而是好奇任何被人们称为法律的事物在历史中是如何发展演变以及如何被人们运用来实现自己目的的。同样，有关政治的正当性问题，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可能无需关注这种正当性的道德基础是什么，而是可以思考各种不同的正当性主张如何影响了社会制度安排并对人们的实际生活有何影响。

《12怒汉：大审判》（2007）剧照。

这些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如果拉莫尔比较认真地对待自己所归属的“政治现实主义”标签，他的整体理论风格与问题意识可能就有加以调整的必要。当然，拉莫尔提出了自己对于政治哲学中“现实主义”立场的理解。承认合理分歧难以消除，承认应对该分歧的种种社会秩序的正当性或道德基础之间存在冲突且难以消除，就是他所认为的现实主义。但如许多学者所表明的那样，现实主义更多是一种不承诺任何实质内容的方法，是我们看待世界并加以提问和解答的一种方式。此外，历史中许多重要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可能并不符合拉莫尔的界定。比如，霍布斯虽然承认合理分歧难以消除，但他或许并不认为社会秩序的正当性或道德基础之间存在冲突。这不仅是因为在他看来秩序源自权力，亦即无所不能的利维坦，也是因为霍布斯可能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讨论正当性或道德基础的问题。

于是，当拉莫尔一再感慨传统政治现实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先于政治的道德”的重要性时，传统政治现实主义者的可能回应是，这本来就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两者间之所以存在这个差异，根源在于传统政治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信任理性对于我们行为与判断的影响，而是更关注激情、利益抑或其他被行动者确信奉行的事物。他们主张理性论辩也许能够证明或澄清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但它并没有向我们施加做这样事情的义务。拉莫尔虽然认为自己的理论并无乐观情绪（第151页），但显然他对于理性的力量有更为乐观的看法，认为其构成了我们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理解阿莫尔政治哲学主张的一个更好路径，或许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将之归属于政治现实主义，而是将其纳入更强调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的应用与拓展的传统。正如康德说自己可能要比柏拉图本人更了解柏拉图（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 370），我们也可以说拉莫尔并没有为自己的学说选定一个最合适的理论标签。或许，我们可以不将拉莫尔视为重视“先于政治的道德”的现实主义者，而是重视合理分歧与正当性冲突这些现实因素的道德哲学家。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能够更加彰显他有关社会秩序正当性或道德基础讨论的价值。不然，他的洞见就难免受到他给自己贴上的“政治现实主义”标签的遮蔽，他有关政治正当性的探讨也像是隔着玻璃窗感受窗外世界的阳光、温度与风力。这虽然不构成对其理论工作的挑战，却与其理论认同和风格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反讽。毕竟，一位现实主义者很难仅仅“对塔寻相轮”而需“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撰文/赵英男

编辑/李永博

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