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等不到回家，黎巴嫩难民营老人：墓地比巴勒斯坦更近

2023年12月，纳希达和她的女儿萨马尔的死成为新闻头条，并引发了教皇方济各的强烈抗议。维萨姆回忆道：“纳希达当时在加沙的一座教堂内，被以色列军队杀害。萨马尔跑向她，结果头部中弹。她们的兄弟看到两人倒下后也冲了过去，虽然受伤，但幸存下来。”

达拜耶的大多数居民在加沙都有“亲戚”，虽然从未相见，但彼此的安危始终牵动着他们的心。由于难民身份长期未获解决，他们没有能够出境旅行的正式证件。通信中断、亲人命运不明的时刻尤为艰难。此后，这座全国唯一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街头出现了巴勒斯坦旗帜，这是此前未曾见过的景象。

其他11座难民营的穆斯林巴勒斯坦人常指责达拜耶的基督徒没有像他们一样全力投入巴勒斯坦事业。因此，尽管理由不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没有向达拜耶提供其在穆斯林难民营中提供的援助。“我不知道该怎样支付学费。”来自纳匝肋小修女会的比利时修女玛格达说。她与另外两名修女住在这里。

其他难民营设有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免费学校，达拜耶的学生则必须寻找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黎巴嫩教育的特点是以法语或英语授课，公立学校通常使用法语教学。由于巴勒斯坦人大多使用英语，他们不得不选择以英语授课的私立学校。1975年战争爆发前，难民营内曾有一所学校，但在战争中被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以缺乏资金为由，拒绝重建。

医疗资源不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同样以资金不足为由，未能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达拜耶的诊所几乎没有药品和医生，而其他难民营却获得了齐全的服务。

其他难民营的病人可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属的医院收治，或搭乘免费救护车前往最近的医疗机构。达拜耶的照料工作则全落在修女们身上，其中一人还是护士，她们挨家挨户探访。最近，她们终于设立了一间“诊所”，由专科医生轮流前来坐诊。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解释这种待遇差异时称，原因是资金不足以及达拜耶人口较少：按该机构统计，这里有1772人，登记人数为4636人；全国12座难民营共计114206人，登记人数为265484人。

如果再计算居住在难民营外、所谓“聚居点”内的难民，相关数字将增加一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根本不在乎基督徒。”埃利亚斯说。他指出，该机构缺乏兴趣，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被政治化。如果我们同意设立法塔赫办公室——这个党派掌控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他们明天就能找到如今声称缺少的资金”。

各难民营的共同点是每个家庭抵达时获分配一块约100平方米的土地，角落里建有一间12平方米的纤维水泥房。加建楼层过去被禁止，如今仍然如此。这些限制意在强调难民处境的暂时性，等待政治解决。这些住所应是“避难所”，而非“家园”。

今年3月，黎巴嫩南部的阿尔玛沙卜接到撤离命令，居民全部离开。维萨姆说：“以色列人占据了我妹妹的房子，把它弄得惨不忍睹。”尽管经历这一切苦难，维萨姆说自己仍为以色列人祈祷。阿布·阿努瓦尔讲述往事时常说，相比以色列人，他对英国人和约旦人更为怨恨。在他看来，英国和约旦以牺牲巴勒斯坦人为代价相互勾连，背叛了他们。

阿布·阿努瓦尔留着细致的小胡子，戴圆框眼镜，穿灯芯绒长裤和熨烫平整的马球衫，带着英国托管时期巴勒斯坦人的旧日气质。他是当地少数还记得达拜耶大多数难民祖籍村庄的人之一：阿尔巴萨。他喜欢回忆1948年的情景。当时发生一连串事件后，父亲决定带着全家避难，相信战事会平息，他们很快便能回家。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阿尔巴萨属于巴勒斯坦领土。

从临时落脚点到永久流亡地。阿布·阿努瓦尔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村庄。那座村庄坐落在平原边缘，周围生长着橄榄树、石榴树、无花果树和苹果树。命运弄人，他的父母最初在边境旁的阿尔玛沙卜落脚。他的一个兄弟在那里出生，家人为他取名“卢布南”，即“黎巴嫩”，以纪念这段经历。他们未曾想到，其他子女同样会在这片土地出生，而这里也成为他们永久的流亡之地。

在阿尔玛沙卜停留3个月后，家人奉当局命令迁往提尔附近的拉希迪耶，并在那里住到1952年。随后，他们被带往达拜耶，但最初并非如今的难民营，而是住在主干道沿线的一处安置点。阿布·阿努瓦尔清楚记得，那些供他们栖身4年的帐篷一到下雨便会进水。1956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修建了结构更坚固的难民营，他们再次搬迁。

当时约500户家庭没有自来水和电力，共用两间厕所和两间淋浴房。70年后，阿布·阿努瓦尔走向人生最后的归宿。他未能实现临终前看一眼耶路撒冷的心愿。正如他的一位邻居常说的那样，他明白“墓地比巴勒斯坦更近”。因此，他常怀着乡愁吟诵一首最喜爱的诗：“巴勒斯坦沉没在呐喊与泪水之间／被独自遗弃在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