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王震带2000残兵到吕梁，军区司令和政委双双降职，却平静交权

1946年11月，山西离石，黄河东岸的寒风已经刮起来了。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从渡口蹒跚上岸，清点人数，1863人。这支部队两年前从延安出发的时候是5000人，南下湘粤，又奉命北返，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穿行了将近两年，回到陕甘宁边区时，只剩下了不足两千残兵。

带队的王震走在队伍最前面，脸色蜡黄，胃病和疟疾把他折腾得只剩一把骨头。但中央军委的一道命令，让这支疲惫之师和吕梁军区之间发生了一次极不寻常的交接。

1944年11月9日，八路军359旅主力在延安机场整编为南下支队，共5000余人，任务是南下湘粤赣边，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部队穿过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一路打到广东北部，行程近万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迅速抢占交通要道，南下支队的退路被切断。中央命令他们北返，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王震带着部队掉头往回打，在湘鄂赣边区和中原地区辗转数月，经历了数不清的遭遇战和突围战。

到1946年夏天，南下支队改编为中原军区第359旅，又跟着中原军区主力一起突围。中原突围之后，359旅奉命单独向陕甘宁边区转移，穿越豫西、陕南、关中，一路打一路走，终于在1946年9月底回到了延安。

从1944年11月到1946年9月，这支队伍走了658天，行程两万七千多里。回到延安时，出发时的5000人只剩下了2200多人，后来又因为在吕梁一带的零星战斗和掉队减员，最终到达离石时清点，只剩1863人。

194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做出一项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番号，将两支部队统一编组为晋绥军区第1、第2、第3纵队。其中第2纵队以359旅、独立第4旅及吕梁军区机关一部组成，全纵队8600余人，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2纵队兼吕梁军区，王震同时兼任吕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区党委书记。

这意味着什么？吕梁军区原来的司令员彭绍辉，改任第2纵队副司令员兼吕梁军区副司令员；原来的政委罗贵波，改任第2纵队副政委兼吕梁军区副政委。一个带着残兵败将回来的将领，上任之后把原来的军区主官挤到了副职的位置上，这在当时的军队系统中极为罕见。

彭绍辉和罗贵波都是老资格。彭绍辉是平江起义走出来的独臂将军，长征时已经是红二方面军的军参谋长；罗贵波从晋西事变时期就在吕梁地区工作，对当地的党政军民系统了如指掌。两个人在吕梁经营了将近一年，突然要改成副职，给一个刚从外面回来的王震当副手，这道命令下到头上，放在谁身上都得愣一下。

命令传到吕梁军区的时候，彭绍辉和罗贵波正在离石县城里处理部队整编和冬季补给的事情。据当时的记载，两人接到通知之后，没有提任何条件，没有找上级申诉，也没有给王震脸色看。

第2纵队的8600人，构成很特殊。359旅带到吕梁的1863人是老底子，这些人打过长征、南泥湾、南下北返，政治素质和战斗经验在晋绥军区首屈一指，但减员严重，武器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独立第4旅是吕梁军区原有的部队，熟悉当地地形，跟地方群众有联系，但打大仗的经验相对不足。剩下的就是从吕梁军区机关抽调的人员和一部分地方武装改编的部队。

王震接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三部分人捏在一起。他没有把359旅的老底子单独编成一个单位，而是把老部队的骨干分散到各个团里，跟独立第4旅的干部搭班子。359旅的老兵教独立旅的新兵怎么打运动战，独立旅的干部教359旅的指战员怎么在吕梁的山沟里找路、找粮、找情报。这种混编的方式，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让第2纵队的战斗力上了一个台阶。

第2纵队兼吕梁军区组建之后，立刻投入了战斗。1946年11月到12月，王震率第2纵队会同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在吕梁地区发起战役，连续攻克永和、大宁、隰县、蒲县等县城，歼灭了阎锡山部和胡宗南部的大量有生力量，破坏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部署。

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第2纵队奉命西渡黄河，编入西北野战军序列，王震任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此后两年，第2纵队参加了陕北的几乎所有重大战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宜川、瓦子街。在沙家店战役中，第2纵队承担了正面阻击的任务，顶住了钟松整编第36师的反复冲击，为西北野战军主力合围争取了时间。

彭绍辉和罗贵波在改任副职之后，也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彭绍辉后来出任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罗贵波则长期在晋中和太原地区负责地方党政工作。

1949年，彭绍辉任第一野战军第7军军长，罗贵波任太原警备司令员。两个人跟王震的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得很好，1948年王震率第2纵队南下关中时，彭绍辉还专门从第7纵队调了一批弹药给第2纵队。

彭绍辉和罗贵波平静交权这件事，在当时的军队系统里传开之后，没有引起什么争议。没有人觉得他们“窝囊”，也没有人觉得王震“抢了别人的位置”。原因很简单：第2纵队兼吕梁军区的组建，是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势做出的决定，不是谁在争权夺利。

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正在加紧部署对延安的进攻。晋绥和吕梁地区是保卫延安的东线屏障，必须有一个能打硬仗、能统一指挥的野战指挥机构。

王震带着359旅回来，恰好给这个方向带来了急需的野战骨干。中央把吕梁军区和第2纵队合并，由王震兼任主官，核心目的只有一个：让能打仗的人集中精力打仗，让地方工作的人集中精力搞地方工作。

彭绍辉和罗贵波心里都清楚这一点。他们不是被“贬”了，是被重新安排了分工。彭绍辉后来在西北野战军当纵队司令员，照样带兵打仗；罗贵波在晋中搞土改和支前，照样独当一面。三个人各得其所，谁也没有耽误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