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钱壮飞破译6封电报，48小时内挽救党中央，周恩来铭记终生！

1931年4月2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钱壮飞独自守在机要室里。窗外是周末的街道，桌上却接连送来几封加密电报。徐恩曾去了上海，平日由他亲自掌握的密码本，此刻恰好没有带走。

钱壮飞没有急着拆阅，而是察觉到电报数量异常。武汉方面连续发来密报，必然涉及紧急军情。他取出早已掌握的密码资料，逐封进行译读。第一封电报的内容，便让他心头一沉：顾顺章被捕了。

顾顺章不是普通人员。他曾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重要工作，熟悉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方式、人员关系和秘密住址。更危险的是，被捕后他很快选择叛变，并提出要面见蒋介石，借此换取更大的筹码。

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

“黎明被捕。”

“黎明已经归顺，要面见蒋先生。”

“请求调军舰押解赴宁。”

“事关重大，已经租用客轮，立即送往南京。”

“蔡孟坚已飞抵南京，准备当面报告。”

这里的“黎明”，正是顾顺章使用的代号。紧接着到来的第六封电报，意思更加明确：此事不得让蒋介石以外的人知道，否则一网打尽上海地下机关的计划就会落空。

钱壮飞很清楚，顾顺章已经被押上客轮。按照航程，船只将在数十小时后抵达南京，而上海方面留给地下组织的时间，可能只有一个夜晚。

他先把电报恢复原样，放回徐恩曾的办公桌，再设法把消息送出。由于身份特殊，钱壮飞不能公开离开南京，只能采用隐晦方式通知亲属。他叫来女婿刘杞夫，交代了一句暗语：“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暗语中的“天亮”，代指“黎明”；“已走”，表示顾顺章已经叛变；“速转院”，则是要求各处机关马上转移。话很短，含义却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死。

钱壮飞随后赶到长江通讯社。当时天色尚早，屋内还没有工作人员，他便在办公桌上的地图上留下一个醒目的记号，希望前来办公的地下党员能够看见。为了防止消息中断，他又设法将情况传往上海。

4月27日清晨，押解顾顺章的客轮已经接近南京。钱壮飞把密电交给徐恩曾，随后借口回家，从调查科脱身。他没有返回住处，而是设法离开南京。途中，为了避开可能的盘查，他提前下车，绕道进入上海。

这场转移并非临时起意。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就在上海建立了负责保卫、情报和联络的特科。周恩来主持相关工作，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长期活动于隐蔽战线。他们利用通讯社、实业机构和新闻工作的外壳，建立起多条传递情报的渠道。

钱壮飞之所以能够接触调查科的核心文件，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他189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早年就读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后行医，也接触过无线电技术。1925年，他与妻子张振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专业能力和谨慎作风，他被安排进入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工作。

1928年以后，徐恩曾逐渐掌握这一重要机构，并将钱壮飞视作浙江同乡和得力助手。钱壮飞后来成为徐恩曾身边的机要人员，能够接触大量电报和文件。一次机会中，他设法让同志拍下密码本，相关密码资料随后被用于破译敌方电报。

这份工作并不只是获取消息。国民党方面部署围剿、调动特务、搜集地方情报，许多内容都可能经由电报传递。钱壮飞等人从字句变化、发报地点和时间间隔中判断敌情，再转送给上海和苏区方面，为红军行动提供参考。

4月28日凌晨，大规模搜捕开始。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扑向多处秘密住址，却发现屋内早已空无一人。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人先后脱险，上海地下组织避免了更大的破坏。向忠发因未按要求转移，后来被捕，事件也暴露出地下斗争中纪律执行的重要性。

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内部随即展开追查，钱壮飞、李克农、胡底都成为重点目标。但在此前的四十八小时里，钱壮飞已经把最要紧的消息送了出去。周恩来后来多次提及此事，认为钱壮飞等人的预警，使许多同志避过了那场突袭。

钱壮飞此后转入新的战斗，参加长征，却在长征途中失去确切消息。关于他的结局，曾有空袭遇难、行军掉队以及遭地方武装杀害等不同说法，因缺少完整证据，始终没有形成一致结论。胡底后来遇害，李克农则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钱壮飞留下的，是那六封电报，以及一场在机要室内争分夺秒完成的生死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