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这件事，男女到底差了多少年？算完你会沉默

2024年9月13日，全国通过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启动。这是1950年代确立退休体系以来，时隔70多年的第一次实质性调整。

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被搁置了——男女同龄退休，什么时候能实现？

答案是：这一轮没有做到。它缩小了差距，但离真正“同龄”还有相当的距离。

先看这次变化前后的全貌。

变化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体系，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这套标准从1978年颁布“两个暂行办法”以来，运行了接近半个世纪没有实质性变动。

经过本轮变化，用15年时间逐步过渡后的最终目标：男性延迟至63周岁，女干部延迟至58周岁，女工人延迟至55周岁。

差距缩了吗？确实缩了。

之前，男性与女工人的退休年龄差为10岁，与女干部差5岁。之后，男性与女工人的差为8岁，与女干部的差为5岁。

但“缩小”不等于“消除”。8岁的差距依然摆在那里。

更值得关注的是弹性退休体系——职工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基础上，最多提前3年或延迟3年。但弹性提前退休的底线，是不能低于原来的法定退休年龄（男60、女55/50）。也就是说，即便用足弹性区间，一个男职工最早60岁退，一个原法定50岁的女职工最早也是50岁退，差距依旧是10年。

这意味着我们选择了一条“渐进缩小”的路线，而非一步到位的同龄化。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公开表示：“我们这次没有采取男女同龄的政策，但差距有所缩小，我认为是符合国家国情的。”他的解释是——这样的安排已经执行了70多年，已经形成一定的政策惯性，如果一下子改成男女同龄退休，大家可能不适应。

男女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放到人均预期寿命的坐标系里看，其实张力更大。

根据卫健委数据，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9.25岁。但这个平均数背后，男女差异相当显著。

统计局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女性预期寿命为80.88岁，男性为75.37岁，相差约5.5岁。

社科院的白皮书则指出，近10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增长速度快于男性，性别差距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更宽泛一些——全球范围内，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5至7年。

而到了具体的高龄段，差距进一步放大。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70至74岁人口中，男性占比比女性低约6个百分点。换句话说，越往高龄走，女性人口占比越高。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女性预计将比老年男性多出2645万人。

一边是女性比男性多活5到8年，一边是女性比男性早退5到10年。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女性领取养老金的年限，远远长于男性。

人大的精算研究曾做过一个测算：同样缴费25年，女职工的待遇缴费比（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与缴纳的保费之比）比男性高了约24.9%。核心原因就两条——女性退休早，领取时间长；女性寿命长，领取时间更长。

从养老保险基金的视角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精算失衡。缴费端，女性的工作年限短、缴费年限相对低；支出端，女性的领取年限长、总领取额高。一进一出之间，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初要让女性早退休？

要理解当下的困境，得回到起点。

我国的退休年龄框架成型于1950年代。1951年颁布《劳动保险条例》，初步确立男60、女50的退休年龄；1978年的“两个暂行办法”又增加了女干部55岁这一档。

那个年代的制度设计逻辑，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第一，保护性立法思维。

1950年代的工业环境以重体力劳动为主，采矿、冶炼、制造，几乎清一色的体力工种。立法者的出发点是——女性承担生育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在同等体力消耗下更容易受损，早退休是一种“保护”。

第二，寿命预期不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左右。在那个预期寿命下，50岁退休意味着只有不到15年的退休生活，制度设计的压力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第三，家庭角色的默认设定。

在那个年代的社会想象中，女性的核心角色是家庭成员——相夫教子、照顾老人。50岁退休回家带孙子，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生活安排，而非劳动力的浪费。

但这套逻辑运行了70多年，底层变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涨到了79.25岁，翻了一倍多。劳动结构从体力密集型转向脑力服务型，办公室、电脑、互联网成了主战场，体力消耗大幅降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更是发生了逆转——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高等院校中女性占比已达58%，研究生中女性占比超过50%。

当一个女性25岁硕士毕业进入职场，50岁退休意味着她的职业生涯只有25年，而她的退休生活可能长达30年以上。工作年限和退休年限倒挂，这在设计之初是难以想象的。

把我国的退休年龄放到全球来看，更能理解这个退休机制离“现代化”有多远。

根据各国公开数据，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5岁到67岁之间，且不分男女。

美国67岁，英国66岁，德国67岁（2030年到位），日本65岁，澳大利亚67岁——全部是男女同龄。

而我国在这一轮改变之后，男性63岁、女性55到58岁的水平，仍然处于全球较低区间。此前人社部曾有人直言，我国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不到55岁。

在男女退休差距方面，国际上少数存在差异的国家也在逐步收窄。瑞士从女64/男65逐步向统一过渡；澳大利亚曾用10多年时间将女性退休年龄从55岁拉平到67岁；俄目前男60.5岁、女55.5岁，差距5岁，也在讨论进一步缩小。

我国是目前全球男女退休年龄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改变之后仍有5到8年的性别差异，这在发达国家中几乎没有先例。

既然差距这么大，国际经验又摆在那里，为什么不一刀切实现男女同龄退休？

首先是就业市场的现实约束。

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个突出的结构性矛盾——35岁以上的女性在求职市场上就已经面临明显歧视，更不用说50岁以上的女性。如果突然将女性退休年龄从50岁拉高到63岁，中间这13年里，大量女性可能面临“既找不到工作、又领不到养老金”的真空期。这在男职工群体中同样存在，但在女性群体中尤为突出。

其次是城乡差异的巨大鸿沟。

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差距极大。对于大量在体制外、在中小企业、在灵活就业岗位上工作的女性而言，早退休反而意味着能早一点拿到稳定的养老金收入。一刀切延迟退休，对这部分群体的冲击不可小觑。

第三是特殊工种的复杂性。

井下、高温、高空、有毒有害等特殊工种，现行规定允许提前退休。这些岗位中女性虽然比例不高，但如果简单推行男女同龄，这些岗位的女性劳动者将面临更大的身体损耗。

第四是社会接受度。

延迟退休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异常的话题——2024年方案公布后，社交媒体的讨论热度持续数月。在这一背景下再叠加“男女同龄”这个更激进的目标，那么届时社会共识的达成难度只会更大。

郑秉文的话说得很坦率：

“已经执行了70多年，一下子改成男女同龄，大家可能不适应。”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改变可以渐进，但方向不能动摇。

从这一轮的节奏来看，男女同龄退休大概率不会在短期内实现。

退休方案选择了“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的路径，15年仅把男职工从60推到63，女职工分别从50推到55、从55推到58。幅度极小，节奏极缓。按照这个速度，即便未来再启动新一轮变化，要真正实现男女63岁同龄退休，可能还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

但方向上是明确的。

第一，女性预期寿命持续走高，如果退休年龄不相应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精算失衡只会越来越严重。这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数学问题。

第二，女性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化水平快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上积累了丰富的专业能力和管理经验。让她们在55岁甚至50岁就离开劳动市场，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是一种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北大国发院的学者曾提出，过早退休不但是对劳动力的浪费，也加重了社保的负担。

第三，随着新产业、新业态对体力要求持续降低，“女性到了50岁就干不动”的传统假设正在被现实推翻。越来越多的女性在50岁之后仍然保持着充沛的工作能力和职业热情。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养老体系的可持续压力日益凸显，这个问题迟早要从“讨论”进入“实操”。

退休这件事，没有性别的特殊，只有精算的公平。当女性比男性多活5到8年，却比男性早退5到10年，这个制度留给后人的，不是一份性别的答卷，而是一道精算失衡的考题。

而解这道题的时间窗口，正在一天天收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