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主要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

本文节选自《写作是一把刀》

安妮·埃尔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对于那些您没有保留私人日记和“历史”记载的过往时段，您所做的工作是回忆，是逐步进行还原，还是突然的“灵光一现”？您在《外部日记》中提到您曾去索邦大学查阅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当您提到某个时代的歌曲时，或者是提到当时发生的大事时，比如在《羞耻》和《一个男人的位置》这两本书中，您会做调查吗？《简单的激情》（歌曲《兰巴达》）和《占据》（协和客机空难）的情况略有不同，或者说，涉及的事件发生在写作期间。“我开始构思这个文本的时候，一颗迫击炮炮弹落在了萨拉热窝的市场。”——《羞耻》

我的工作方法主要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在写作的过程中，甚至在我不写作的时候，当我沉浸在我正在写的那本书中的时候，回忆不断带给我各种元素。我曾写过“回忆是物质的”，这句话或许不是在所有人身上都行得通，但对我而言，回忆极具物质性。回忆把那些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往往是忽然想起来的、没有上下文的一句话起到的作用）、行为和场景十分精确地重新带回我身边。这些持续发生的“灵光一现”是我的书的材料，也是有关现实的“证据”。

我无法在没有“看到”和“听到”的情况下写作，不过对我来说其实是“再次看到”和“再次听到”。这绝不是说要照搬那些画面和话语，不是描述，也不是引用。我得让这些画面和话语“产生幻觉”，重复它们（正如我在《事件》的开篇解释的那样，那是我对于写作探讨最深入的一个文本），然后我需要“制造”一种感受，而不是说出一种感受。通过叙述或描写场景和细节，于我而言，场景、细节和句子都是感受的载体。我需要一种感觉（或者说是关于那种感觉的回忆），我需要感觉出现的那个时刻，那种感觉得毫无修饰地出现，赤裸地出现。只有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后，我才能找到词。这意味着这种感觉是衡量写作的标准，是衡量真实的标准。

在此，我用非常抽象的词汇描述一种实际上非常具体的工作和机制，这让我感觉非常痛苦。换一种说法或许会更好一些，就好比“让画面暂停”，就好比不断重听答录机里的语音留言。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想象中进行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可见的、无声的。要不断重复，直到词出现在纸上。

本文配图：电影《情感价值》

我坚信总有一个细节会让回忆“皱紧”，会让景象静止，会引发一种感觉，它会让一切随之而来。一个物——我父亲去世时，我母亲拿在手里的那条餐巾。一句话，“它恢复活力了”，这句话是给我堕胎的女人说的，她说的是我肚子里的胎儿。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查过历史记载，除了写《羞耻》的时候。当时我去鲁昂的档案馆查了我十二岁那年的地方报纸。我没提到歌曲的文本非常少，因为歌曲锚定了我整个人生的关键节点，每一首歌都能带出影像、感觉、一连串的记忆，以及某一年的整体情况。《兰巴达》对应的是1989年的夏天，《我会活下去》是1998年，《墨西哥》和《古巴之旅》是1952年。这些歌曲是个人层面上的也是集体层面上的“玛德莱娜小蛋糕”。照片让我着迷，照片简直是纯粹状态下的时间。我能盯着一张照片看几个小时，像面对一个谜语。我要描述的那些照片自然都归我所有，我会先把照片放到面前。

是什么促使您完成这项工作呢？是因为您觉得有必要去理解、去阐明过去，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然后复原那些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东西吗？您现在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是否像其他那些基于对记忆的加工而完成的自传性作品（夏多布里昂、莱里斯、普鲁斯特……）那样，有一种逐渐囊括一切阴暗地带的、“涵盖”全部经历的野心？您在之后的作品中有这样做的计划吗？

我不想探索我人生中的阴暗地带，也不想回忆起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的过去，它本身没有让我特别感兴趣。我很少觉得自己是一种独特的存在，那种绝对意义上的独一无二。我觉得自己是经验的集合，也被各种因素所决定，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性别条件和语言都决定了我，而且我持续与世界（过去的和现在的）对话。对，这一切一定会塑造一种独特的主观性。不过我通过我的主观性来发现和解释一种更普遍的、具有集体性的机制或现象。说实话，这种说法并不让我满意。有时，我其实想说：“我跟所有人一样，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经历事情，不过我想用普遍的方式来书写这些事情。”

也许我在《事件》的结尾说得更明白，我当时写的是：我希望我的一生成为某种可以被感知的和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我希望自己完全溶解在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我觉得布莱希特的一句话很有意义：“他在他人中思考，他人通过他思考。”说到底，写作的最终目的，我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是在他人中思考和感受，正如同其他人——作家，不仅是作家——通过我思考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