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本科弃读人数逐年暴涨！名额浪费背后，藏着惊人的制度问题

不少人将招生计划闲置归咎于考生弃读，但其根源在于现行集中录取制度。

▲大学教室。

近期，一批公办本科高校相继公示放弃入学名单。公开信息显示，广州大学193名2026级本科生逾期未报到，被认定放弃入学资格；河北师范大学133名新生未按时办理入学手续，取消入学资格；扬州大学124名2026级新生放弃入学……考上公办本科却选择不去报到，已经不再是零星个案。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大学、扬州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连续多年出现这类情况，放弃入学人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考生被高校录取后放弃报到，二十年前就已存在，近年来这一现象愈发突出。对此舆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支持者认为，放弃入学资格是考生的选择权，如果被自己不感兴趣、不满意的院校或专业录取，考生有权放弃报到。反对者则提出，考生放弃报到后，高校无法补录，招生计划就此闲置，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因此建议对弃读考生进行诚信记录，出台相应约束措施。

从现实操作来看，多数高校仅对外公示放弃入学名单，不对考生作出惩戒。部分地方教育考试部门曾经尝试限制弃读考生次年填报志愿数量，但全国范围内，尚未将放弃报到行为纳入诚信档案，也没有限制考生后续报考的统一规定。这一做法，体现了教育考试主管部门与高校对考生选择权的尊重，值得肯定。

但更需要思考：如何提升考生对院校、专业的匹配度，让考生报考适合自己的大学与专业，也让高校招到适配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想要提升考生与高校双方满意度，需要在招生录取、人才培养全链条持续扩大学生选择权，构建学生与高校双向选择机制。

不少人将招生计划闲置归咎于考生弃读，但其根源在于现行集中录取制度。志愿填报后，由教育考试院依照考生志愿与分数投档，高校完成录取。考生一旦被投档录取，即便对录取结果不满意，高校也无法办理退档。即便考生提前告知学校放弃就读，录取结果也无法更改，考生唯一的出路就是录取之后放弃报到。

录取前后都要保障学生选择权

这套规则之下，一旦出现考生弃读，就没有补救空间，造成名额闲置。想要破解困境，就需要重构双向选择的录取机制。

一种可行思路是：高校划定最低申请分数线，达到分数线的考生自主申请，高校择优遴选，同时设立正式录取名单与候补名单，设置确认时限。若预录取考生逾期不确认入学资格，学校便可顺延录取候补考生。这一方式既能拓宽考生选择空间，提升考生对院校、专业的满意度，也能减少招生名额浪费。

上海春季高考已经开展类似探索：考生可以同时报考两所院校，最多拿到两份预录取通知，或是一份预录取加一份候补资格，再由考生自主确认。这种模式扩大了考生选择权；同时院校自主设置申请门槛，能够规避志愿填报不确定性带来的录取分数线大幅波动，稳定生源质量，是值得持续探索的招生改革方向。

考生入学之后，同样缺少再次调整院校与专业的通道。国内部分高校推出转专业政策，甚至提出“零门槛申请”，但大多设有转入总量名额限制。申请环节不设门槛，转入阶段仍要通过考核、按名额择优录取，大量学生依然难以转入感兴趣的专业。

这就要求高校进一步畅通转专业渠道，核心抓手是推进更加灵活的学分制教学管理。学生在修读本专业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可以选修其他专业课程，达到相应要求即可取得辅修相关证书。高校应当主动推进这类校内人才培养改革，淡化专业壁垒，让学生充分利用校内教育资源学习感兴趣的内容，提升综合素养，从校内层面改善学生与专业不匹配的矛盾。

畅通校际转学渠道

上海的插班生制度提供了改革样本：学生完成大一学业后，可以参加插班生考试，有机会转入更高层次本科院校。尽管当前插班生名额有限、考核严格，但在制度层面为普通本科在校生提供了升入更高水平院校的通道，也被不少人称作“第二次高考”，有效拓宽了学生的选择空间。

立足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长远趋势，未来还可以探索同层次院校之间的转学机制。过去严格管控校际转学，核心考量是维护高考公平。而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高校办学理念也需要随之转变：学生依据自身能力、兴趣持续选择院校和专业，本身就是倒逼高校提升办学质量、吸引生源的重要机制。

而且，这也是着眼未来适龄人口变化，对高等教育布局进行调整的必要举措。随着出生人口减少，未来适龄生源总量缩减，部分公办、民办高校或将面临办学退出。一旦高校停止办学，在读学生如何继续完成学业，是必须提前谋划的现实课题。

总之，面对录取后放弃报到持续增多的现象，不应当简单将责任归于学生，为其贴上不诚信的标签。我们需要审视现有招生与培养制度，尊重考生选择权。在招生环节拓宽考生选择空间，通过候补录取等机制减少名额浪费；学生入学之后，打通校内转专业通道，探索校际转学与学分互认制度。

通过改革，构建更深层次的学生与高校双向选择机制，提升学生就读满意度，倒逼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此应对生源结构变化带来的高等教育布局调整，这才是更值得探讨的制度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