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二战刚刚落下帷幕。苏联凭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站上了全球声望的顶峰。彼时,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分子纷纷前往莫斯科朝圣,回国后大多公开称赞苏联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样板。
英国作家萧伯纳访苏后宣称苏联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法国哲学家萨特也一度将苏联视为人类解放的希望。在中国,歌颂苏联更是绝对安全的“政治正确”。
然而,就在这万众一心的时刻,有一位山东硬汉却逆流而上,写下了震惊世人的论断——“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这个人就是傅斯年,北京大学曾经的代理校长,人称“傅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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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为何敢于在全世界都为苏联欢呼时泼出这盆冷水?他的判断究竟基于怎样的观察和逻辑?
一、曾经的向往者:从热血青年到冷静观察者
傅斯年也不是天生的批判者。1919年的他刚刚从北大毕业,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新潮》杂志的主编,同时他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那一年,他在《新潮》上面发表文章说,他觉得十月革命是“现在该有的事情”,也真心推崇这场颠覆旧秩序的伟大变革,他希望这个全新的社会模式也许能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生之路。
那个时候的傅斯年和无数的进步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是满眼都充满了希望,都觉得自己的少年的心真的是很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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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重塑他的认知是从那七年,在欧洲求学的时候。1920年的时候,他就远走到了英国去伦敦大学学习,然后在1923年又去了柏林的德国。他在这个留学的过程中学习了七年的课程,他研究的科目有实验的心理学、比较语言学,还有一些硬核学科的物理学、逻辑学和这个社会学,他都是要学个很严谨的实证科学。
在这七年里边,他跳出了以前一些文人们那样总是说一些空话,也养成了重证据然后还有自己的一些逻辑,不会盲从别人什么,然后也不会相信一些口号,这些都是让他治学的一些底线。
也正是这个七年的学习,让傅斯年认识了赵元任啊、俞大维,还有陈寅恪,他们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知识分子。他们也跟傅斯年在一起来一起互相交流的,他们的视野和格局,一下子就比这些同时代的一般的人要看得更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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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点精准概括:撕开苏联模式的真实面目
傅斯年对苏联的批判绝非情绪化的谩骂,而是建立在系统观察之上的理性分析。他把苏联体制浓缩成了三句话,每一句都击中了要害。
第一句:“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很多人以为苏联搞的是共产主义,傅斯年却指出,那并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而是国家把所有生产资料、资本资源和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一小撮人手里的国家资本主义。
说白了,就是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公司,而这个公司只有一个股东——掌权的官僚集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农业集体化。斯大林从1928年开始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把农民的土地、农具和牲畜收归国有,谁反抗就镇压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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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爆发了严重饥荒,仅乌克兰一地就有大约300万到400万人死于饥饿,整个苏联范围内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700万以上。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饥荒期间,苏联还在向欧洲出口粮食换取外汇。
傅斯年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国家垄断一切的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普通民众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掌握在别人手里。
第二句:“选拔式的封建主义”。傅斯年认为,苏联表面上打着平等的旗号,实际上搞的是一套比封建时代还严密的等级制度。封建时代的贵族至少还是世袭的,而苏联的特权阶层是通过一套选拔机制产生的,只有对党和领袖绝对忠诚的人才能进入这个圈子,一旦进去就可以享受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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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清洗。1937年到1938年,苏联发动了被称为“大恐怖”的政治镇压运动,仅这两年就有超过157万人被捕,其中68万多人被直接枪决。被清洗的不只是反对派,连当年跟列宁一起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几乎被斩尽杀绝。第17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有51人被处死,军队里的高级将领更是被清洗了一大半。
傅斯年把这种体制叫作封建主义,就是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你的命运不取决于能力和品行,而取决于对上级的忠诚度。
第三句:“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傅斯年敏锐地发现,苏联虽然以唯物主义为旗帜,但在控制民众思想方面,本质上与东正教用圣经统治人心没有区别。所有的媒体都为官方服务,没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甚至光是指出错误都会被打成人民的敌人。
苏联建立了国家垄断的媒体体系,将文学、艺术和科学全部纳入一种程式化的公共文化之中,以此排除任何其他的公共反思形式-。从列宁时代开始,布尔什维克就关闭了反对派的报纸,《真理报》成为党的喉舌,1922年成立的Glavlit机构负责审查所有出版物,Agitprop则指导所有媒体的政治方向。
在这种体制下,个人崇拜自然大行其道——对领袖的无尽歌颂成为共产主义体系的活样板。傅斯年由此得出结论:苏联不允许民众去思考、去握有私人财产,这样的国家本质上就是霸权主义的另一种意识形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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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雅尔塔的刺激:民族尊严点燃批判之火
傅斯年转变态度的原因,是二战的时候苏联对于中国的一些事情很嚣张。
1945年在雅尔塔的时候美英和苏联三方的会,完全都不让中国人参加,他们把东北的权益还有蒙古的一些主权的事情拿出来了,用这些东西作为交换条件来帮助苏联打败日本,之后就苏联强逼外蒙古独立了,还借了旅顺大连的港口,又掌控了中东铁路。
以前一直很看重国家的一些民族的一些权利的傅斯年就没有办法平静了,他联合任鸿隽还有其他的二十几个文化界的人,在《大公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雅尔塔秘密协定我们抗议》,然后去指责那些苏联为了得到一些东西就会牺牲一些人的自由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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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又发表了一些长的文章来反对苏联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给打乱,这是在以一个自由主义的这种看法来说,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不是很让人接受的。
是因为这些的事情的发生以后他才选择去公开说话了,把自己的想的东西放在大家面前,都是自己一些的想法和意见,都写出来了。后来他写了四篇文章,在里面又强调说不管是不管怎么样,一个自由主义人他一定要守自己的底线,不能让自己的东西被拿出去做一种牺牲。
四、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自由不能被牺牲
傅斯年他们也不是不喜欢那种社会主义的这种东西了,他们还说过自己心中的理想国家是说“那是一个很自由的那种国家”还有一些平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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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很喜欢的是就是以一个人道主义来去建立这个自由的这个样子的人们生活的,它最大的一点就是因为自由和经济上的平等这样的一些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也坚持一个底线,就是要没有让人的这种自由被给牺牲了,他就是这样一直说的。
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担心国家盲目的去效仿一些的东西的话,就掉进很深的一个坑了。他这种想法啊也是有一个他的自己的个人的看法还有这个时代的一些限制,但是他这些核心的担心就是比如说一个任何的一个制度不能让那些人的自由被拿去做牺牲了。在那个时候他写的一些话,在最后都还是说了一些很让人去想的东西。
他说的那个“把人类所有的那些罪恶都放在一起的话”,那如果说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人要来看这件事情,不如说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一个知识分子在他历史的潮流里还是要坚守自己的一些底线。
傅斯年的警示,并非要否定一切理想,而是提醒世人:任何制度若以集体之名剥夺个人自由,以平等之名制造新的特权,以真理之名垄断思想,终将走向文明的反面。历史已证明他的远见,也提醒我们,自由与尊严不可让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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