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武汉，八年时间，28起持枪案，21条人命。制造这一切的人叫张明高，不过更多人记得的是另一个细节：他作案用的枪，大部分是他自己在车床上一件件磨出来的。
一个三级车工，白天在工厂干活，晚上用同样的手艺造枪。
张明高初中文化，但机械加工技术过硬。他利用工厂设备，花了数年时间自学制枪，从最开始的钢管锉膛线，到后来能造出可装填弹药的土铳，再往后，他甚至两次潜入派出所盗窃制式手枪。
枪械制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高门槛的活，但张明高用一把车刀、一台车床和一摞机械书籍，把门槛拆掉了。
这里面藏着一个很少被讨论的问题。张明高用工厂设备造枪的那几年，工厂对设备使用的管理几乎不存在。深夜车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材料从厂里拿，工具用厂里的，成品藏在身上带出去。
这套操作放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在当时，制度对技术资源的管控基本停留在别把设备弄坏的水平。
技术被一个人掌握了，它的用途就不再由制度决定。
但技术只是工具，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是他的心理演变。张明高十岁丧母，十五岁丧父，辍学后去父亲厂里求一份工作，被拒；找居委会求助，没人管。他后来在审讯中说过一句话，从那时候起，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他在日记里写下，我要杀人，不论是谁，碰到我的枪口准倒霉。
这句话是理解他犯罪模式的关键。张明高没有固定的仇人，他随机挑选街头独行的路人下手。他供述说，因为找不到当年害父亲的那些人，就让无辜的世人替社会赎罪。他原本计划杀害五百人，落网前已经杀了二十一个。
犯罪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外罚性反应。说的是个体在遭受挫折后，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外部世界，通过加害不特定的对象来宣泄怨恨、获得心理平衡。
张明高是这种心理机制的极端样本。他把个人苦难转化为对全社会的仇恨，然后用随机杀戮来结算这笔仇恨。每杀一个人，他就觉得自己讨回了一分。
一个值得追问的细节是，张明高的反社会倾向并非一夜之间形成。他十六岁进厂，同事眼中是踏实能干的青年，但私下里不交友、不恋爱、不参与任何集体活动，全部时间用来研读兵法和枪械书籍。
这种长期的自我封闭，让他的偏执认知没有得到任何校正。周围没有人走进他的内心，也没有人察觉他在车间角落锉枪管。八年时间里，他在工厂和出租屋之间维持着一个完全隐形的犯罪人格。
1991年11月，一个房东在下水道里发现了一颗子弹。他联想到之前大年三十橡胶厂斩首案的通缉令，注意到新租客床底下的白色旅游鞋和密码箱，报了警。警方突袭时，张明高身上搜出一支已经上膛的六四式手枪。
八年追捕，突破口不是线人，不是技术侦查，是一颗堵在下水道里的子弹。
张明高在1991年12月被执行死刑。
但他留下的问题没有跟着他走。一个掌握了精密制造技术的人，在制度对技术资源和心理危机都缺乏有效管控的环境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张明高用八年时间给出了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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