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4年国庆前后，北京天安门观礼台上，78岁的陈叔通拄着一根竹杖，缓缓走到毛泽东身边。两人相识并不算早，却很快建立起一种少见的信任。陈叔通摸着杖身笑谈：“我是三朝元老。”这句话听着轻松，背后却压着近八十年的时代风云。
所谓“三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个王朝，而是陈叔通亲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政治时代。他出生于1876年，浙江杭州人，父亲陈豪是清朝进士。这样的家庭，既重视经史文章，也强调做人要守规矩。
陈叔通少年时走的是传统士人道路。26岁中举，27岁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可清王朝外强中干的现实，很快冲击了他的旧有认识。戊戌变法前后，他接触到维新思想，逐渐明白，单靠修补旧制度，已经难以挽救积弊深重的国家。
1904年，他赴日本留学，进入法政学校学习。日本的政治变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更加相信，中国必须改变。回国后，陈叔通没有把全部精力耗在官场周旋上，而是转向报业、教育和社会事务。这个选择，在当时并不常见。
辛亥革命后，他拥护共和，参与过国会活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陈叔通站到反袁一边。有人希望借助权势谋求位置，他却多次拒绝。后来，蒋介石方面也曾试图拉拢，他仍不愿入仕。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愿拿原则换前程。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方面曾对他施加压力，试图让这位社会名流出面合作。陈叔通没有接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内战扩大，上海工商界和知识界的不满日益明显。他与马相伯、沈钧儒等人共同呼吁停止内战、保障民生，也因此与进步力量逐渐靠拢。
1947年，陈叔通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那时的陈叔通已经年过七旬，毛泽东却没有把他当作普通来宾，而是以长者相待：“叔老，辛苦了。”一声称呼，既有尊重，也有政治上的信任。
两人谈得很广，从工商经济谈到出版教育，从社会各界的态度谈到国家未来。毛泽东评价他“出淤泥而不染”，陈叔通连忙说：“不敢当。”这种往来没有官场套话，更像两个经历过旧时代的人，在讨论一个新国家该怎样站稳脚跟。
1949年10月1日，陈叔通登上天安门城楼。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73岁，却仍被委以重任，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他又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个晚清翰林，进入了共和国最高国家机构，这本身就是时代转换的鲜明注脚。
陈叔通的价值，不只在于年高望重，更在于他熟悉工商界和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处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调整面临不少困难，部分民族工商业者担心失去经营空间。陈叔通经常到工厂、码头和商会了解情况，再把意见带回北京。
他讲话不绕弯。面对工商界的疑虑，他曾强调，国家的经济改造不是简单地让企业关门，而是要让旧有经营方式逐步适应新制度。这样的说法，既照顾现实利益，也没有回避制度变化，因而更容易被听进去。
有意思的是，陈叔通与毛泽东的交流，并不总是严肃的政务讨论。两人都熟悉旧学，也都喜欢诗词书法。谈到古人文章时，他们常从一句诗谈到人的胸襟，再谈到国家治理。文化上的共同语言，使彼此的交谈少了一层拘束。
那根竹杖，正是在这种相互熟悉的关系中留下了名场面。陈叔通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毛泽东见他拄杖，关切地说：“用它省力。”陈叔通抚着杖身回答：“我是三朝元老，见过皇帝、元首，也见过委员长，能这样谈话的，只有您。”
这句话未必是正式场合的完整记录，后来的转述也有不同版本，但它所表达的关系十分清楚：陈叔通经历过旧王朝的等级秩序、民国时期的党争纷扰，也见过许多权势人物，却很少感到真正平等而坦率的交谈。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毛泽东得知后，曾评价他是“好朋友”。那根陪伴陈叔通多年的竹杖，也成为人们记忆这位老人时最具体的物件。杖身有磨痕，竹节仍在，恰好对应了他从晚清走到新中国的漫长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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