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3月，江苏碾庄车站附近，新四军第三师部队攻入日军据点时，在一间货运房里发现了一对神情慌乱的日本男女。男青年是山中青一，女青年名叫太田延子。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俘虏经历，会把一个日本军人家庭出身的姑娘，带进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岁月。
太田延子当时22岁，来自大阪。她的舅父是日本陆军师团长，丈夫山中青一则是早稻田大学出身，父亲在陇海铁路徐海段任职。两人刚结婚不久，来到中国原本带有探亲和游历性质，却在据点被攻破后落入新四军手中。
身份特殊，处置自然格外谨慎。新四军将夫妻二人转移到根据地腹地，日本方面很快提出交涉，要求放回人员。谈判没有结果，日军随即在周边展开搜索，试图把人抢回去。
转移途中，夫妻二人被分开押送。山中青一因惊慌呼喊，引来了日军，最终在混乱中被击毙。太田延子则被送往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第四师师部。命运的岔路，就此彻底显现。
刚到根据地时，她拒绝进食，整日惶恐不安，认为自己随时可能遭到处置。可新四军没有把她当作泄愤对象，战士们在行军和生活中尽量照顾她，还向她解释中国百姓为何流离失所。
接触多了，太田延子的看法发生变化。她看到的不是宣传中所谓的“暴民”，而是穿着破旧军装、同百姓一起吃苦的中国军人。她慢慢学说中国话，最常挂在嘴边的是“谢谢”和“辛苦了”。
1942年，太田延子加入日本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她参与起草反对侵华战争的声明和告日本同胞书，还承担对日军俘虏的劝说工作。日语是她的工具，亲身经历则让她的话不再停留于口号。
她曾在战场附近用扩音器向日军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有意思的是，许多士兵听到同乡口音后，戒备会明显减弱。太田延子不急着训斥，而是告诉他们，战争并非日本普通士兵能够决定，活着回家才是父母真正盼望的事。
1942年冬，一名叫矢口庄司的日本军曹在听完喊话后投向新四军。矢口原是学生，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后被派到中国作战。投降前，他所在部队伤亡惨重，曾一度准备自尽。太田延子的声音，使他重新想起了远在日本的父母。
矢口庄司进入反战同盟后，负责日文宣传工作，与太田延子成了同事。他们一起编印日文材料，向日军说明战场真相。工作接触频繁，两人逐渐产生感情。1943年春，在淮北根据地，敌工部门为他们举行了一场简朴婚礼，张爱萍等地方党政干部参加了婚礼。
1944年5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乳名“嘛噶达”。然而，一家人的安稳并没有持续多久。同年9月，根据有关安排，部分反战同盟成员秘密回国，执行促成日本投降的任务，并不得携带孩子和家眷。
孩子刚满四个月，太田延子不得不离开。她把儿子托付给刘一孚一家。临别时，她抱着孩子久久不肯松手，反复拜托养育之事。刘一孚的妻子刘凤英将孩子抱回安徽泗南县乡村，取名刘太山。
刘凤英没有把孩子当外人，家里有什么，孩子便吃什么。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对外只说是抱养来的。可太田延子的出现和孩子的外貌，还是让村里渐渐传开了身世传闻。
刘太山长大后，因身世遭受过不少冷眼。有人用侮辱性的称呼喊他，同龄孩子也曾排斥他。小学毕业后，他不愿再去学校，跟着养母下地干活。多年以后，他问起亲生父母，刘凤英始终没有说出真相。
1972年，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后，刘一孚把刘太山接到身边，安排他到江苏泗洪双沟酒厂工作。那时刘太山已经成家，有了五个孩子。刘一孚权衡许久，才将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的经历告诉他。
刘太山听完后沉默很久，随后对刘一孚说：“我的家在中国。”刘一孚却劝他寻找亲生父母，认为两位老人或许仍在等待消息。从此，寻亲成了刘太山多年的心愿。
他们曾通过有关机构、日本驻华使馆以及大阪方面打听消息，但由于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当年属于秘密回国，线索始终断断续续。1988年10月，刘一孚因病去世，临终前仍托人继续寻找这对夫妇的下落。
此后多年，刘太山一直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太田延子和矢口庄司是否有其他子女，也没有可靠记录。留下来的，只有几份旧资料、一个乳名，以及刘太山在中国乡村长大后建立起来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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