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7月，重庆红岩，周恩来正在住院，父亲周劭纲却悄然病逝。消息被暂时瞒下，直到三天后，周恩来察觉异常，才知道老人已经离世。他悲痛不已，立即出院，在灵堂前独自守了一夜。
这场父子诀别，之所以令人难受，不只是因为周恩来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更因为周劭纲的一生，本就充满了无奈。他没有显赫身份，也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却在艰难岁月里，用极其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家庭和儿子。
周劭纲早年生活在淮安，父亲周起魁去世后，家境逐渐败落。他曾在县衙任职，也做过文书和教书先生，但收入始终微薄。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又被过继给叔父周贻淦。对一个父亲来说，亲生儿子被过继，绝不是轻松的决定，其中有传统礼法的压力，也有对弟弟一家的怜悯。
1907年，周恩来的母亲万氏因病去世。那时周劭纲正在外地谋生，没能及时赶回。由于安葬条件难以承担，妻子的灵柩一度停放在清江浦的庵中。这个遗憾，一拖就是二十多年。
1935年，周劭纲回到淮安，才将妻子安葬在周家茔地。多年奔波，积蓄几乎用尽，可他还是完成了这件事。周恩来后来提到父亲时说，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带着她的照片。对于一个生活困顿、四处谋生的人而言，这份坚持比许多漂亮话更有分量。
有意思的是，周劭纲并没有因为贫寒而消沉。他性情厚道，读过书，懂得诗文，平时话不多，却有自己的判断。1922年，周恩来赴法国留学期间，他还专程到南开大学校董严修家中致谢。儿子走上新路，父亲未必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却知道那是儿子认定的方向。
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局势骤然紧张。周劭纲当时正在上海看望儿子，并没有因为危险而立即离开。他能做的事情有限，便替儿子传递消息、打听情况，尽量提供一些掩护。
1931年，上海形势更加险恶，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叛变，周恩来处境极为危险。周劭纲再次来到上海，住在亲属处，默默承担联络和掩护的杂事。他不懂复杂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能力参与重大决策，但在老人心里，为儿子做一点事，便能少一分牵挂。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邀请父亲同住。周劭纲抵达那天，周恩来正在参加会议，得知父亲到了，含泪向众人告假。抗战局势恶化后，父亲又随工作人员和家属辗转湖南、贵州，后来到达重庆。一路上，他从不摆长辈架子，和普通工作人员一起赶路，有时还讲些旧事，替大家缓解疲劳。
在红岩村，周劭纲常常一个人读报、读唐诗，偶尔到果园散步。周恩来工作繁忙，不能时时陪伴，便请身边工作人员抽空陪老人说话。一次，有人陪他在果园走了半天，他谈诗、谈家常，兴致很高。得知这是儿子特意安排的陪伴后，他只是说：“恩来那么忙，还能想到我，已经不容易了。”
老人有高血压，周恩来不让他多喝酒。周劭纲却有自己的坚持，曾托人转话：“绍兴人，总要喝一点。”说完又叮嘱对方，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儿子，免得周恩来担心。父子之间的牵挂，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怕另一方操心，另一方又总能从细节里惦记着对方。
1942年6月，周恩来因病住院。7月初，周劭纲突然发热，被送往医院。邓颖超起初没有把双方的病情互相告知，周恩来还在信中仔细交代父亲的饮食和休息。字里行间，没有宏大的言辞，只有一个儿子对老人身体状况的牵挂。
7月10日，周劭纲病逝。周恩来得知后十分悲痛，责问身边人员为何不通知自己。7月15日，他在报纸上刊登父亲的讣告，并写信说明：“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这几句话，写的是丧亲之痛，也写出了不能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深深遗憾。
此后多年，周恩来一直把父亲的照片放在皮夹中。照片已经发旧，边角也有磨损，却始终贴身保存。1964年8月，他与亲属谈话时，很少见地说起父亲：“我对父亲是同情的。”到了1974年，他又提到周劭纲：“他本事不大，为人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三十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而且还掩护过我。”
这句“同情”，并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一个儿子对父亲命运的理解。周劭纲没有显赫事业，甚至常年为生计奔波，却没有抛下亡妻，也没有在儿子身处险境时退缩。他的一生不耀眼，却把能承担的责任，一件件承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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