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近年来，有一种论调在中国的经济学界颇为流行：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拖垮了经济，养出了一批懒汉，是一条“养不起”的死路。某些“专家”以此为由，反对中国加大社会保障投入，仿佛“福利”二字本身就是发展的对立面。我认为：这些“专家”都是伪专家，屁股坐歪了的专家，没有人民立场的假专家，他们嘲笑西方福利制度是“包袱”，恰恰看反了问题的本质：高水平的福利保障，不是西方的包袱，而是西方之所以“发达”的文明标尺。
我反复强调一个朴素的标准：站在老百姓的视角，看一个制度好不好，就看它对穷人什么样。这个标准，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来得直接。“福利拖垮经济”的论调之所以站不住脚，在于它把一个结果当成了原因。
当前西方部分国家陷入经济困境，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矛盾的周期性爆发，而非福利制度本身。把危机归咎于福利，相当于“打错了靶子”，让福利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替罪羊”。我认为：丹麦也好，瑞典也罢，还有英国、新西兰等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他们对底层人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福利投入的实质，是一种远期投资，免费教育使青少年成为高素质劳动力，医疗保障使劳动者不至于因病返贫，社会保障使社会在危急时刻维持正常节奏。如果说福利是“包袱”，那北欧国家背着这个“包袱”几十年，为什么人均GDP、创新能力、社会信任度长期位居世界前列？那里的人民，幸福指数是比我们高很多的，这个客观事实不容否认。
我并不是西化派，没来由地赞美西方，我是用这把尺子量我们自己的短板。从社会保障看，我们只是初级社会主义。大家都在赞美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还有媒体通过外国人之口，说我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但进入现实中，各行各业又在叫苦连天，老百姓都在喊没钱，年轻人都婚都结不起了，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专家”们指责老百姓“不敢消费”，实际上是他们腰包里没钱，拿什么消费？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不了，谁又敢敞开胆子消费？
亿万农民辛苦种地一辈子，养活了一代人，到老每月只能领一二百元的养老金，大病等死、一夜返贫的现象屡有发生。我了解的真实情况是：普通家庭是无力承受重大疾病带来的压力的，我家也是一样。养老、医疗的后顾之忧在普罗大众中真实存在，并且是普遍存在。这也是我呼吁“免费医疗”和“最低工资制度”的客观原因。我不只在给老百姓呐喊，也在给我自己呐喊。我认为：不能将社会保障视为国家发展的“负担”，而应当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福利养懒汉”是最常被用来反对福利投入的理由。这个说法看似有理，实则回避了问题的实质。福利制度确实存在“福利刚性”的问题——支出只能增不能减，容易造成财政压力。但这恰恰说明制度设计需要精细，而不是说明福利本身有罪。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过合理的税率设计和待遇结构，高福利与高就业率是可以并存的。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福利”，而是没有福利所带来的另一种代价：因病返贫、老无所依、消费萎缩、社会信任瓦解。当一个社会的老人因为养老金微薄而不敢看病、不敢消费，年轻人因为看不到养老保障而拼命储蓄、不敢生育，这种“效率”究竟服务于谁？我提出的“最低退休工资制”构想，在于不管年轻时缴费多少，国家先给所有老人一份够吃饭、够穿衣、够看病的保底钱，给穷人雪中送炭，使富人锦上添花。社会保障本来就不是做生意，公共养老金的核心应该是守住底线。
社会主义的底色，写在老百姓的病床和餐桌上。一个国家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社会主义味道就越浓。”，养老、医疗、教育的社会化，就是从“自扫门前雪”到“大家帮大家”。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发明了一百多年，对于普通人而言，不需要谈什么高深的理论，社会保障好就是社会主义。那些嘲笑西方福利制度是“包袱”的人，或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如果连普通民众的医疗和养老都解决不好，发达的意义是什么？制度的优越性又体现在哪里？
西方福利制度当然有其自身的困境和挑战，但承认困难与否定方向是两回事。北欧国家面对压力，选择的是技术革新、制度重构和持续调整，而不是放弃“兜住每一个人”的承诺。我们的国家，一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不关心普罗大众的社会保障，在于他们自己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病、不愁老了没人管。他们自己的社会保障是没有问题的，有120%保障的，所以他们懒得理别人。指望“何不食肉糜”者关心民间疾苦，怎么有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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