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3年6月21日，延安，保卫处长布鲁盯着一份中央领导活动安排，久久没有翻页。纸上写着，次日上午10时，毛泽东将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尧。这样的会见并不寻常，但真正让布鲁警觉的，是“田守尧”这个名字背后的行踪。
延安是抗战时期的政治中心，也是各方力量密切关注的地方。大批青年、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从各地赶来，既要登记审查，也要接受组织安排。人员越多，保卫工作越复杂，敌方人员混入其中的可能性也越大。
布鲁是海南人，1909年出生。15岁时，他便参加革命活动。白色恐怖时期，他曾被捕入狱，亲属设法将他保释出来后，他没有离开斗争，而是重新投入革命队伍，先后在琼崖革命武装和红军中担任基层干部。
1932年，布鲁到上海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上海码头工人总工会书记。1936年，他进入红中社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来到延安，经过红军大学学习，转入保卫系统。
布鲁的长处，不只是胆大，更在于细节意识。他处理案件时，往往不急着下结论，而是把口供、证件、路线和时间逐项对照。1942年，他参与侦破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案件，延安方面还陆续查获多名潜伏人员。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曾称赞他像延安的“福尔摩斯”。
这一次，布鲁注意到，田守尧此前从华中前往延安的路线存在疑点。相关电报称，此人经过渤海、冀东、平西，随后抵达晋西北；可是，他所持的中共华中局介绍信，却在渡海途中遗失。
介绍信丢失，本身未必能证明身份有假。问题在于，布鲁随即向晋西北兵站核查，得到的回电却十分明确：没有发现田守尧经过当地。一个重要干部既有行程记录，又应当留下交通和接洽痕迹，不可能只在纸面上出现。
布鲁立即找到保卫部门负责人钱益民，提出暂缓会见，先核实来人的真实身份。他说：“主席不能接见，身份必须查清。”钱益民同意后，保卫人员将这名自称田守尧的人控制起来。
审查很快揭开了真相。此人并非新四军第八旅旅长，而是国民党军统派出的特务。他利用田守尧的职务、姓名和经历制造假身份，设法进入延安，目标是接近中共中央领导人。
更令人震惊的是，真正的田守尧当时已经不在人世。田守尧1915年出生于安徽六安，16岁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担任重要军事职务。1935年前后，他已经成为红军师级干部，年轻却有较强的指挥能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田守尧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副团长，参加过平型关战斗。1938年，徐海东因身体原因准备离开旅长岗位，朱德考察第三四四旅时，对田守尧的能力颇为认可，曾考虑推荐他接任。
由于干部资历和全局部署等因素，八路军总部后来决定由杨得志接任旅长。田守尧一度情绪低落，甚至没有参加欢送徐海东的聚会。朱德对此严肃批评，要求第三四四旅召开党代表大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朱德在会上说：“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不能因为个人得失闹情绪。”这次批评对田守尧触动很大。此后，他重新投入战斗，担任过第三四四旅副旅长等职。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他出任第三师第八旅旅长。
在苏北作战期间，田守尧率部打击伪军、土匪和地方武装，参加并指挥郑潭口、响水口等战斗，得到吴信泉、李雪三等人的肯定。1943年，他与第三师参谋长彭雄率干部队伍渡海赴延安学习，途中在赣榆县九里乡小沙东附近海面遭遇日军汽艇。
激战中，彭雄牺牲，田守尧负伤后撤至岸上，因伤势过重去世，年仅28岁。日军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国民党方面，军统便据此策划了冒名顶替的行动。
布鲁查明真相时，距离毛泽东原定接见只有一天。若没有这次核查，冒牌“田守尧”很可能凭借假身份进入核心区域。6月22日的会见因此被取消，潜入延安的特务也未能接近毛泽东。整起事件留下的关键，不在审讯场面，而在那份活动安排与一条交通记录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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