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临终前包好两本书，托冯雪峰帮忙送给毛主席和周恩来

1936年10月2日，上海大陆新村，鲁迅把刚收到的《海上述林》样书分成几份，又单独包好两本，交给冯雪峰。他指着书说：“有皮脊的送给毛主席，蓝绒面的送给周恩来。”这不是一次普通赠书。此时的鲁迅肺病沉重，距离生命终点只有十七天。

《海上述林》收录了瞿秋白译作。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被国民党当局杀害。鲁迅得知消息后，立即设法整理他的译文，并拿出稿费购买相关书稿。那段时间，他经常工作到深夜，编校、校对、联系出版，几乎把病体逼到了极限。

有意思的是，鲁迅整理此书，并不只是出于私人友谊。瞿秋白留下的译作，涉及高尔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时出版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保存这些文字，本身就是对进步文化的一种维护。鲁迅明知身体不支，仍然坚持把书编出来，正因为他把这件事看成了不能推卸的责任。

鲁迅并非没有离开上海养病的机会。1935年，苏联方面曾邀请他到克里米亚疗养。1936年1月，胡愈之在上海北四饭店再次劝说，希望通过香港转赴苏联。鲁迅没有接受。他说：“人总是会死的，我还要在这里做事。”

这句话背后，有现实判断，也有政治考量。鲁迅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但在上海的生活并没有被完全封锁。他仍会去内山书店买书，也会外出看电影。敌人当然知道他的行踪，却不轻易动手，原因正在于逮捕或杀害鲁迅可能引发更大的舆论压力。

去苏联，路途遥远，语言不通，回国后的处境也难以预料。去日本看似方便，鲁迅却担心记者、友人和各方来访接踵而至，根本无法安静养病。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把有限的时间全部用在躲避和休养上。

许广平和冯雪峰都劝过他。冯雪峰曾说，若去日本，可以陪同前往，帮助料理家务。鲁迅听后反问：“怎么啦，你也悲观了吗？”这句反问很短，却说明他不愿把自己当作一个等待照料的病人。

当时为鲁迅诊治的须藤医生曾要求他少工作、多休息。鲁迅却回答：“如果不看书、不做事，我一天也活不下去。”他甚至提出条件：能治好就治，若必须长期静养才能延命，他宁愿少活一些，也要继续工作。这样的选择未必符合医学要求，却符合他一贯的性格。

1936年10月2日，《海上述林》在日本出版，样书辗转送到上海。鲁迅很快列出赠书名单，将书送给叶圣陶、宋云彬等参与出版的人。那两本专门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书，则由冯雪峰交给地下交通人员，转送陕北革命根据地。

此时毛泽东正在陕北，周恩来仍承担着复杂的统战与联络工作。鲁迅没有留下长篇题词，只选择把瞿秋白的译作送给他们。这种安排很有分量：书中既有亡友的心血，也寄托着他对革命文化事业的支持。

10月18日清晨，鲁迅还在询问报纸上的消息。他看到自己的译文刊登在《译文》上，也注意到《海上述林》的出版广告。当天，他突发严重的心脏哮喘症，病情反复恶化。医生赶来抢救，并使用氧气治疗，但已无法挽回。

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寓所逝世，享年56岁。弥留之际，他曾问：“我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这句话留下了一个清醒而沉重的身影：直到生命末端，他仍在确认自己的处境，而不是沉溺于哀叹。

鲁迅去世后，冯雪峰负责联络治丧事宜，却因身份特殊不能公开出面。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人参与其中，帮助完成墓地、讣告和追悼活动。10月22日，鲁迅遗体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社会各界前往送别。

鲁迅生前不愿因丧事收受钱财，这一要求也被写入讣告。有关方面后来持续整理出版他的著作，并照顾许广平母子。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论鲁迅》，对鲁迅的思想、文章和斗争精神作出评价。

那两本《海上述林》没有改变鲁迅的生命长度，却把瞿秋白的文字带到了陕北，也把上海书桌旁的这份托付，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