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两名高校教师去世：他们的去世已经成为高校发展中的一种常例

2026年10月6日，国庆长假的第六天。

下午三点多，一条讣告挂上了社交平台：云南大学齐春风教授逝世，终年56岁。讣告很短，没说走的日期，没说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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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晚上，19时40分，一千公里外的郑州，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艳教授因病医治无效辞世，享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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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则讣告，隔着一天假期的余温，像两片叶子从不同的树上落下来。朋友圈里有人转发，有人点蜡烛，有人写“震惊”“缅怀”“一路走好”。然后，该干吗干吗。

这已经不稀奇了。

你打开搜索引擎，敲几个字，“高校教师去世”，能翻出一长串名字。它们排列整齐，像是某种榜单，又像是某种档案。 每一位都带着精确的年龄，每一位都恰好卡在五六十岁之间——这个年纪，放在别的行当，离退休还有好几年。放在高校，学术生涯攒够了火候，恰恰是准备端出那道硬菜的时候。偏偏端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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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教授，1993年从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硕士去了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在浙江大学拿下。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这些期刊上发了二十多篇论文，还参与编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三卷、《近代河南经济史》。学生的评价是“温婉善良、美丽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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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春风教授，1970年1月出生在辽宁北票。2000年破格升副教授，2004年34岁破格晋升教授——两次破格。在一个地方院校，靠论文和著作的分量硬生生把评审专家的嘴堵住。他研究的是“抗战时期的隐蔽经济战线”——走私、法币流动、沦陷区与大后方的经济博弈。一个冷门领域，一钻就是几十年，登过五十多篇论文在《历史研究》这样的顶级刊物上。

讣告出来后，学生们翻出他手上的课题、计划要写的书稿。有人说，像一件缝到一半的衣裳，针还别在布上，人却不在了。

这些细节，讣告里不会写。

讣告写的是另一套话。同一个模板，换几个名字，换几个数字，就能循环使用。“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为学院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离去是重大损失”。

然后就是告别仪式的时间和地点。

这些讣告像什么？像一种格式合同，甲方签字，乙方签字，中间是密密麻麻的条款。条款里每一行字都对了，不过最重要的那件事——人没了——反而变得像一个附加条款。

而这几年，讣告的密度在增加。

2025年1月，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刘崇俊突发疾病去世，42岁。2月，辽宁大学教授祝志川因病去世，44岁。3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刘永锋在出差参会时突发脑溢血，抢救四十多天后离世，48岁。他遗孀拿到他的工作电脑后发现，一年里法定工作日183天，他实际工作了319天，出差135天。4月，宁夏大学教授李海波突发疾病去世，41岁。

2026年1月，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吴树国因病去世，55岁，学院官网变成了黑白色，有博士生从内蒙古赶来照顾了他两周。6月，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于德刚去世，54岁。同一天，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荣莉教授也因病去世，55岁，患病多年，始终没有放下教学和科研。7月，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苗兴伟去世，58岁。同月，43岁的吴新锋教授因病在兰州去世。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12月，当年已有68位中青年学者去世。2024年，62岁以下逝去的学者有41位，最小的31岁。

数据本身没有感情。然而当你把这些名字排在一起，一个接一个念下去，念到某个地方，会发现已经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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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这时，另一条新闻的标题是“多校明确：实行高校教师退出机制”。

海南师范大学提出“强化考核结果刚性兑现，健全梯度退出机制”。江西财经大学全面开展教师聘期考核，40人降级，低聘率接近4%。重庆文理学院近五年，6名专业技术人员因考核不合格降岗，51人因岗位胜任乏力等原因有序转岗退出。

一边是退出，一边是去世。这两件事放在同一个版面上，各说各话。但仔细想想，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高校这台机器正在加速运转。进去的人要跑得比机器的转速更快，跑到喘不过气，跑到心脏发出警报，跑到体检报告上密密麻麻的异常指标变成日常。跑不动的，退出机制在后面等着。跑得动的，继续往前跑，直到某一天身体先退出——用一种讣告的形式。

退出机制的文章里有这么一句话：“无论分流转岗或是解聘淘汰，都是深刻关系到教师切身利益的重大举措。”

这话没错。但还有一句更大的话，没有人写在文件里：高校教师的健康，也是深刻关系到教师切身利益的重大举措。

可惜这一条，不进任何文件。

有研究数据显示，高校教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长高达51.64小时，重度过度劳动者占比达到50.81%。《中国高校教师健康白皮书》显示，45岁以下教师群体中，78%存在慢性疲劳综合征，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比普通职场人群高出40%。

凌晨两点的实验室灯光，周末无休的备课，体检报告上那些不去复查的指标。这些构成了高校教师日常的全部。“忙完这阵再看”成了口头禅。可“这阵”永远忙不完。

课题申报、论文发表、职称晋升、教学评估、带研究生——每一项都是硬指标，每一项都等不得、拖不得。 在“优绩主义”的驱动下，学者们被裹挟进一场没有终点线的长跑。

退出机制解决的是队伍结构问题，考核解决的是产出效率问题，帮扶计划解决的是暂时落后的问题。但没有人解决那个根本问题：当一个人已经把命搭进去的时候，退出的那个名额，到底该给谁？

这两件事其实一直并行存在。进的人想着能不能站稳，站稳的人想着能不能再往上走。大多数人沉默地扛着，偶尔有人倒下，讣告发了，悼念做了，过几天新的考核通知下来，大家又埋头干活。

高校需要产出，需要排名，需要指标，需要竞争。这些都对。但如果一台机器每运转一段时间就要损耗掉几个零件，而维修手册上只有“更换”没有“保养”，那所有关于“退出机制”的讨论，本质上都是在讨论一件很朴素的事：

从这台机器上走下来的人，有多少是自己走的，有多少是被人抬下来的？

齐春风教授最后一次出现在同事们视野里，是在他云南大学的办公室里。桌上摞着一堆打印出来的档案复印件，旁边放着一个喝了一半的茶杯，茶叶已经泡得发黑。他还有没做完的课题，还没写完的书稿。

张艳教授的告别仪式定在10月10日早上八点半，郑州市殡仪馆1号厅。55岁，历史学博士，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者。学生们在社交平台上说，她是一位“良师益友”。

讣告发完，事情翻篇。下一条考核通知，很快会出现在同一张办公桌上。

高校发展还在继续。退出机制还在落地。考核标准还在提高。排名竞争还在加剧。

一切都还在继续。除了那些已经不能再继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