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杰律师代理某高校博导侵犯商业秘密案二审办案手记

一、节前，他走出了看守所

2026年9月30日，国庆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上午，二审法院对本案公开宣判：撤销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改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宣判结束后，被羁押七个多月的Z某办完手续，当天走出了看守所。

中秋刚过，国庆将至。虽然错过了中秋的月圆，但他总算赶在举国欢庆的日子到来之前，回到了家人身边。

一审宣判前夕，Z某被逮捕收押，这一关就是七个多月、两百多个日夜。而对辩护工作而言，从春节后临危受命到终审宣判，也恰好历时七个月。刘立杰律师常言：律师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不是锦旗，不是酬金，而是看着当事人重获自由的那一刻。

二、临危受托

Z某是某“双一流”高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省级特聘教授、学术技术带头人，同时担任国际学术期刊副主编、国际学术组织会士、全国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在前沿新材料这一战略新兴领域，他是公认的顶级专家。案发时，他手上还承担着四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多年前，他受学校委派，到与学校长期合作的一家科技企业担任顾问、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深度参与企业的技术研发。这家企业依托学校的科研成果孵化成长，后来成为正在推进上市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2022年底，Z某离开原单位，与志同道合者创办了自己的科技企业——一家拥有数十名员工、股东多为国资背景基金、同样聚焦前沿新材料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

正是这次离职创业，让他卷入了一场刑事风暴。原单位报案，指控其离职前后伙同他人非法获取商业秘密。2026年2月，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实刑，并处罚金。宣判前夕，他被逮捕收押。而在此之前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取保候审状态，侦查、起诉、一审审理均顺利完成，从未有过任何妨碍诉讼的行为。

2026年春节假期刚过，家属慕名从外地赶到北京，找到刘立杰律师，委托其担任Z某的二审辩护人。

接手案件之初，刘立杰律师的研判是审慎的：这是一起技术、知识产权与刑事法律深度交叉的案件，专业门槛极高；定性争议极大，无罪辩点与量刑空间并存；而二审改判，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让辩护人感到责任重大的是，当事人被羁押的每一天，损失都远超其个人：他创办的企业群龙无首，数十名员工的生计悬于一线；他承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正值结题关键期。前沿新材料是国际竞争白热化的战略方向，技术迭代以月计算，人才和时间的损失，难以用金钱衡量。

三、阅卷研判：四大争议焦点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第一时间阅卷、密集会见，同步咨询技术专家和评估鉴定专家，用最快速度摸清了涉案技术的底层逻辑和案件全貌。随着工作深入，四大争议焦点逐渐清晰：

其一，权属之争。学校与企业合作十余年，合作协议几经变更。多份协议约定，合作终止前“已移交转让”的技术成果方归企业所有；但在案证据中，没有涉案技术成果的移交清单或交接文件。恰恰相反，卷内材料显示双方知识产权界定长期混乱：Z某离职后还配合学校将多项专利以成本价转让给原单位，原单位甚至同意其继续使用装有专门工作系统的电脑。涉案商业秘密的权利人究竟是谁，存在前置性的民事争议，而这个争议，直接决定刑事指控能否成立。刑事审判不能绕过民事权属这一前置问题。

其二，定性之争。这是本案的核心。刑法上的侵犯商业秘密，有“不正当手段获取型”与“违反保密义务型”（违约型）之分：前者不以实际损失为必要，凭虚拟的合理许可使用费即可认定数额；后者则须以给权利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为据。本案指控的“预谋”时点，Z某仍在原单位任职，工资照发，系相关科研项目负责人，主导或参与过涉案技术的研发，签署过保密义务文件，他本就属于合法知悉相关技术信息、且负有保密义务的人。更重要的是，涉案文件接收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从未解压、从未打开、从未使用、从未向任何人披露。对这样的合法知悉者，径行按“不正当获取型”评价，还是应当优先审查“违约型”，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

其三，价值评估鉴定之争。一审定案的关键证据是评估报告：以成本法认定涉案技术信息价值数百万元，再按50%的许可费率折算出合理许可使用费，认定数额远超“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并已逼近上一档“情节特别严重”。但辩护人核查发现，这份报告疑点重重：评估检材系控告人单方提供，未经侦查机关依法调取、封存；成本测算未剔除同一研发项目中已公开专利对应的投入；50%的费率建立在其初创企业与经营十余年的行业头部企业具有同等市场竞争力的假设之上，明显背离市场常识。辩护人用报告自己的公式和数据回代检验，发现其隐含的整体重置成本高达数亿元，约为企业全年研发费用的二十倍——评估结论的内部逻辑已经无法自洽。

其四，保密措施之争。商业秘密的成立以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为要件。而卷内材料显示，原单位的保密制度并未实际执行，检察机关二审补充侦查的笔录进一步印证：相关供应商中仅有一家签署过保密协议。构成商业秘密固然不要求绝对保密，但“相应”二字的认定尺度，在本案中值得认真争辩。

四、辩护展开：沟通在前，定策在后

刘立杰律师曾在法院系统工作多年，深知裁判者关注什么、顾虑什么，也深知什么样的意见才能真正被听进去。这段经历，使他能够架设起办案机关与被告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以专业赢得尊重，以理性换取倾听。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第一时间将全部辩点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完整提交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依法充分沟通、听取意见反馈，并结合在案证据、指控思路和司法实践，对案件的各种可能走向进行了全面、审慎的风险研判。

随后，是最艰难的策略抉择。认罪，还是不认罪？坚持彻底的无罪抗辩，在现有证据格局下，案件难有质的变化；而一旦认罪，是否意味着放弃无罪辩点？这是每一个二审辩护人都会遭遇的两难。这个问题，不能由律师替当事人回答，律师的职责是提供专业支撑，由当事人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自主决定。在充分沟通和风险研判的基础上，辩护人与当事人及家属进行了多轮深入探讨，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辩护思路：当事人对自身行为的不当性深刻反省，愿意接受法院依法裁判——这不是对辩护空间的放弃，而是面对现实证据格局作出的理性选择。

由此，本案确立了“双轨辩护”的三层架构：事实层面，尊重当事人意愿，深刻反省、接受裁判，为案件定调，争取从宽处理的空间；法律层面，辩护人依法独立行使辩护权，权属、定性、评估鉴定、保密措施四大辩点全面保留，无罪辩护的空间一寸不让；情节层面，以涉案秘密未使用、未扩散、未造成实际损失，当事人系初犯、长期投身科研与人才培养等情节兜底，全力争取免予刑事处罚或者缓刑。

围绕既定策略，辩护人同步展开了一系列工作：提出取保候审申请，陈述当事人的悔罪态度、长期取保期间的良好表现、科研任务的紧迫性；申请对涉案技术的迭代继承比例和价值进行重新评估；申请调取评估报告的工作底稿和评估说明；提交类案检索报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入库的侵犯商业秘密无罪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相关生效判决；调取、整理四组新证据，其中包括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的审核问询回复文件。

在与辩护人的交流中，Z某谈得最多的其实不是个人的进退，而是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市场广阔，我们应当一致对外，维持我国在这个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而不是内卷式竞争。”“这个领域曾经无人问津，科研团队三十年如一日坐冷板凳，终于等来了产业化爆发。时间和机会千载难逢，哪怕耽误半年，技术就可能落后于人。”

五、庭审交锋：两次开庭，全面审查

二审期间，检察机关两次建议延期审理，并补充侦查调取了多份询问笔录。延期审理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案件争议的客观存在。二审法院两次不公开开庭审理，对全案进行了实质性审查。

庭审的焦点，毫无悬念地落在评估报告上。经辩护人申请，签字评估师出庭接受质询。面对辩护人的连续发问，评估师当庭承认：认定研发成本的依据，均系被害单位单方提供的演示文稿、会议纪要等未经任何第三方审计的材料，评估机构未作实质性审查，也未向银行、供应商函证核实。

庭后，评估机构出具书面《回复》，对辩方的六项质疑作出回应。经逐条核对，辩护人发现：《回复》通篇未披露任何一项具体数据、任何一份凭证名称、任何一步计算过程，反而与庭审陈述产生了新的矛盾：一个此前从未出现过的参数没有任何出处；折现率公式竟出现违背财务管理常识的表述；关于成本归集口径的解释，与报告自身数据回代检验的结果无法兼容：按其所述口径回推，涉案密点对应的整体重置成本高达数亿元，约为企业年度研发费用的二十倍——无论如何解释，报告的内部逻辑已经崩塌。辩护人还发现，原单位自己对外公开披露的文件明确记载：涉案部件系“全部国内采购”的通用零部件，在整体技术中仅“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企业的研发改进重点在其他已申请专利的功能模块，而评估机构连控告人公开披露的文件都未核对。

辩护人随即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列出评估机构拒不回答的核心问题清单，并再次申请调取评估底稿和评估说明，同时明确指出：若无法调取，应依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将该评估报告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如合议庭认为数额仍有查明必要，应重新委托评估鉴定。

遗憾的是，调取底稿的申请最终未获准许。拿不到底稿，实质质证在某种程度上被架空——这成为本案留给辩护人最深的遗憾，容后再叙。

令人欣慰的是，辩护团队提交的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材料被二审法院采信，相关内容写入了判决查明的事实：涉案部件系外购的通用零部件，无法直接决定产品的关键性能。辩方的证据，部分转化为了裁判认定的事实。

两次庭审之后，辩护工作没有停。庭后补充辩护意见、对评估机构《回复》的质证意见、综合版辩护意见……直到宣判前两周多，辩护人仍在向合议庭提交书面意见。综合版辩护意见系统阐述了权属争议、定性之辨、证明标准、数额扣除、免刑与缓刑依据等六个方面的意见，并附上了全部新证据清单和类案判决。

六、改判：缓刑落地

9月30日，二审判决落地：维持一审判决的没收、追缴部分；撤销量刑部分；Z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同案的W某亦一并获判缓刑。

判决书写明：辩护人请求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和检察机关建议给予公正裁决的出庭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

坦率地说，辩护意见没有全部被采纳——定性、权属、数额认定，二审均维持了一审的判断，有些事实争议在现有条件下也未能彻底查清。但这个结果，是各方在程序框架内共同促成的：审判机关两次开庭、全面审查，检察机关依法出庭、发表意见，辩护人充分表达了辩护立场，最终促成了二审改判。在辩护人看来，案件留有遗憾，但这个结果可以接受——当事人重获了自由，也还能继续投身他热爱的事业、继续创业。

宣判当天，Z某走出了看守所。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保住了，数十名员工的饭碗保住了；他承担的科研项目得以平稳交接、继续推进。无论未来身在何处，他都可以继续为他热爱的这份事业奋斗——包括继续走在创业路上。

七、遗憾与思考

每个案件都有欣慰，也都有遗憾。欣慰如上，遗憾也必须如实记录——因为它关乎下一类案件。

第一，关于“获取型”与“违约型”的界分。合法知悉者违反保密义务复制留存，与盗窃、贿赂、欺诈、电子侵入等真正的不正当手段，是否应当同价评价？在秘密未使用、未扩散、权利人实际仍在继续使用的状态下，“尚未披露、使用”能否作为一个实质性的免刑情节被认真对待，而不是仅凭一份虚拟的合理许可使用费鉴定，就认定“情节严重”、乃至逼近“情节特别严重”？本案认定的数额与上一档量刑标准仅一步之遥，虚拟测算的轻微浮动，就足以导致量刑档次的跨越，鉴定的任何任意性，都会被放大为刑罚的悬殊。这是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亟待回答的问题。

第二，关于评估鉴定的程序规范。检材由控告人单方提供、未经侦查机关依法固定；成本归集缺乏财务凭证支撑；关键参数无出处、无计算过程；评估工作底稿和评估说明，经庭审质询、庭后申请、书面交涉多轮努力，始终未能提交法庭质证。底稿不能质证，质证就会沦为形式；过程不能复核，结论就难以服众。最高人民法院已有入库案例明确：依据权利人单方提供材料作出的损失鉴定，真实性无法保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相关案件被告人被宣告无罪。我们期待立法和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也相信个案能够推动立法。

第三，关于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的认定尺度。制度上墙不等于措施落地。“相应保密措施”的对应性、可识别性与执行有效性，应当有更清晰的裁判标准；非公知性、价值性、保密性三要件在刑事证明标准下如何把握，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四，关于宽严相济。商业秘密案件中被害方的保护，与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之间，需要审慎的平衡。特别是在校企合作日益频繁、人才流动日益常态化的今天，刑民交叉案件中的权属争议亟需前置解决机制。刑法应当守住底线，但也应当为创新留出呼吸的空间。对科研工作者而言，一次刑罚的轻重，可能决定一个团队、一项技术乃至一个产业方向的兴衰。

这些遗憾，不是抱怨，而是下一案的起点。

八、结语：永远在路上

从春寒料峭到秋高气爽，七个月，数十次会见与沟通，十余份书面意见和申请，两次开庭，一份改判。

节前，当事人回家了。他创办的企业传来消息：运转如常，科研项目交接推进顺利。这大概就是这个国庆，刘立杰律师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律师追求公平正义，没有止境，永远在路上。带着本案的遗憾上路，去争取下一个更好的判决——这既是本案的句点，也是下一个案件的起点。

刘立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二部主管，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京都职务犯罪辩护教研基地主任，中国政法大学金融犯罪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及刑事司法学院实践导师，北京市债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商会发展服务中心专家库律师。刘立杰律师2007年进入首都某中级法院工作，具有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四级两审及死刑复核)工作经历，出版多部专业著作，并在《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中国法律评论》《刑事审判参考》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发表专业文章60余万字，参与办理各类案件超过1000件。部分案例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部分案例被评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刘立杰律师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民生银行、锦州银行、张家口银行、廊坊银行等单位常年或专项(刑事)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