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夏，北京中南海，68岁的陈渠珍面对毛泽东送来的榨油机、抽水机等农具，久久没有说话。这个曾经控制湘西多年的地方实力人物，晚年收到的礼物，不是枪械，也不是权位，而是一批与百姓吃饭、生产有关的器具。
毛泽东对他说：“这些农具，要好好用起来，为开发建设湘西继续努力。”这句话分量很重。陈渠珍过去熟悉的是军队、地盘和防务，此时却被安排思考农业与民生，身份的变化，正藏在这些农具里面。
但陈渠珍能够走到这一步，并非没有经历生死关口。1949年秋，他还躲在湘西黄丝桥古城，盘算着是否凭借旧部和城墙固守。长沙于8月4日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在湖南的局面迅速瓦解，湘西也已不是能够独立支撑的孤岛。
解放军第47军向湘西推进时，晏福生、顾凌申等人曾派人送信，劝他放下武器。陈渠珍回信表示愿意合作，心里却仍有疑虑。他与红军多年交战，担心过去的旧账被重新清算，更担心国民党方面的军队从贵州方向施压。
转机出现在1949年9月30日。老部下王尚质来到黄丝桥，带来了刘伯承的意见，希望陈渠珍和平起义，不阻拦解放军进军西南。陈渠珍问：“共产党真能容得下我吗？”王尚质回答：“真心起义的人，会得到宽大处理。”
这番话并没有立刻消除他的顾虑，却让他开始重新判断形势。陈渠珍很清楚，自己若继续固守，既没有外援，也难以让部下和地方百姓免受战火。当天，他下令撤销原有的防剿机构，改设治安委员会，随后离开黄丝桥，转移到老峒麻家。
1949年11月7日，陈渠珍正式宣布起义。湘西这位地方首领，终于把自己的部队交给了新的政权。晏福生见到他时，握住他的手说，和平起义减少了部队进军西南的阻力，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
有意思的是，陈渠珍与共产党并非没有旧交。贺龙早年曾多次劝他改变道路，后来在北京看望他时，直截了当地说：“你就是舍不得丢掉那些坛坛罐罐。”陈渠珍低头答道：“我没有你的胆量和气魄。”这句自责，或许比许多辩解都更接近他的真实心态。
陈渠珍一生最难割舍的，除了湘西，还有一本书和一个人。1936年，他用两个月写成《艽野尘梦》，记述早年入藏经历，也写下与西原共同逃生、流亡的往事。写到西原病逝处，他停笔说：“余述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
1909年，英军入侵西藏，陈渠珍随川军入藏。他当时27岁，既是军人，也通晓文字，与当地藏民和僧俗人士往来较多。一次宴席上，一名藏族姑娘骑马拔竿，连拔五竿，身手格外利落。她就是西原。
西原后来成为陈渠珍的妻子。她并非只在家中料理生活，还随军参加行动。部队进攻波密时，两人遭遇围困，退路被悬崖截断。危急之中，西原先跳下去，再让陈渠珍跟随，并在落地处设法接住丈夫。陈渠珍因此写下：“若无西原，余恐性命不保。”
1911年，武昌起义消息传到西藏，川军内部发生冲突。陈渠珍带一百多名湘黔籍官兵返乡，西原也决定同行。他们翻越唐古拉山，穿过羌塘草原，抵达兰州时，同行者只剩七人。途中断粮、患病、受寒，许多同伴倒下，西原始终陪在他身边。
到了西安，西原染上天花。陈渠珍四处借钱求医，却没能挽回妻子的生命。西原临终前对他说：“万里从君，幸君无恙，我亦瞑目。”她去世后，陈渠珍将灵柩暂厝在雁塔寺，久久不肯离开。
此后，他在湘西逐渐坐大，1926年任湘西屯边使，1927年成为第十独立师师长，后来被称为“湘西王”。这个称呼背后，有地方治理，也有武装控制和横征暴敛，功过不能混作一谈。1935年部队被改编后，他的军事实力迅速减退。
1950年赴京期间，贺龙、刘伯承还向他询问进军西藏的情况，并借阅《艽野尘梦》。谈到西原时，陈渠珍情绪失控。为了纪念她，他让五个女儿的名字都带有“元”字，并要求子女称西原为“西原妈妈”。
1952年2月8日，陈渠珍因喉癌在湖南去世，终年70岁。离世前的他，已不再拥有旧日的队伍和地盘，留下的主要是那本未写完的书、几段难以割舍的往事，以及一段从地方武装首领走向人民政府委员的复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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