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正月,安徽太湖一线,陈玉成率太平军逼近湘军营垒。此时的安庆仍在太平军手中,城内粮械尚未断绝,表面看并非山穷水尽。真正危险的是,湘军已经把太湖变成了一把抵近安庆的尖刀。
安庆的重要性,不只是安徽的一座城。它扼守长江,向东可以牵制池州、芜湖,向西又能联系湖北。湘军若占据太湖,便有了向安庆东南两面展开的支点。陈玉成若不能把这颗钉子拔掉,安庆迟早会陷入被围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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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之战的起因,还得从韦俊出走说起。1859年,曾任太平军右军主将的韦俊率部投向清军。韦俊熟悉太平军军情,又带走了一批有战斗经验的部队,他的离去,使太平军在皖北、皖中一带的防线出现缺口。
更棘手的是,李昭寿、薛之元等将领相继归附清军,太平军原本依靠将领据守的江北据点逐渐失守。陈玉成和李秀成之间虽有矛盾,却不得不重新协同作战。两人一度收复部分失地,但这只是补洞,并没有改变清军逐步推进的态势。
胡林翼看准了这一点。他推动的军事部署,并非单纯夺取一城一地,而是沿太湖方向压迫安庆。太湖一旦失守,湘军便可利用水陆交通和附近据点,持续输送兵员、粮饷与火器。相比之下,太平军各部相隔较远,彼此救援十分困难。
陈玉成当时年仅二十余岁,却已是太平军在安徽战场上最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李秀成受牵制,李侍贤兵力有限,杨辅清也难以抽调大军,增援太湖的重担只能压到陈玉成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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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立刻把全部兵力投入战场,而是先返回安庆筹集粮械,又联络捻军首领张乐行、龚德树等部。各路兵马聚集后,声势很大,号称数十万。不过,号称的数字与实际可战兵力相差甚远,真正能够长期作战的部队并不充裕。
这正是太平军的难处:兵不少,能打硬仗、能服从统一调度的兵却有限。陈玉成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湘军正面营垒,还包括粮道、退路和各部之间的配合。
湘军的准备则更细密。鲍超率部驻守小池驿,多隆阿把精锐骑兵置于新仓,蒋凝学部据守龙家凉亭,另有兵力牵制太湖守军。曾国藩、胡林翼还预先防范太平军内外夹击,调兵保护侧翼和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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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太平军并非一上来就处于下风。陈玉成采取夜袭、轮番冲击等办法,连续向鲍超部施压。湘军将领后来回忆此战,往往强调战事激烈,这恰恰说明太平军在局部战场上曾取得主动。
战斗中,太平军一度逼近小池驿,鲍超所部承受了很大压力。多隆阿的骑兵不断投入,湘军援军也陆续赶来。陈玉成的战术目的很明确:先打掉鲍超这支敢战部队,再撕开湘军防线。
可惜的是,局部取胜没有转化为全局突破。湘军可以从多个方向调兵,还能及时补充粮食、弹药;太平军的粮道却受到威胁。金国琛等部切断运输线后,陈玉成前方攻得越急,后方就越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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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鏖战下来,太平军营垒遭到破坏,士卒疲惫不堪。湘军趁势反攻,重点攻击太平军大营和退路。陈玉成亲自督战,仍无法重新建立稳固阵地,只能撤回安庆。
太湖之战的失利,并不等于陈玉成不会用兵。相反,他曾以有限兵力牵制湘军主力,还让鲍超部陷入险境。问题在于,太平军缺少足以支撑长期作战的后勤体系,也没有形成稳定的多路协同。
太湖落入湘军手中后,安庆的外围屏障被撕开。陈玉成随后仍努力组织防守,但战场主动权已经逐渐转移。1861年9月5日,安庆失守,太平天国在安徽的战略局面由此彻底恶化,而那场决定性转折,早在太湖之战中便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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