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春，北平城局势剧变，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的周作人回到故居。他没有急着整理书稿，而是伏案写下一封六千余字的长信，托董必武转交周恩来。多年以后，周恩来提到此事，只说了一句：“我没看到。”
这句话看似平淡，背后却牵着一段复杂的历史。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也是周建人的兄长，早年在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声望。可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出任过伪政权教育方面的职务，战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审判，1946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后改为十年。
1949年1月，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南京方面释放了一批在押人员，周作人也在其中。但保释并不等于罪责消失，他仍背着判刑记录。北平即将迎来新的政权，周作人很清楚，自己今后的处境不能只看南京政府的旧判决，还要面对人民政府的处理。
于是，那封信便有了明确目的。
周作人早年曾与周恩来见过面。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求学，参加南开学生运动，后来到北京八道湾拜访鲁迅兄弟。周作人或许正是凭借这段旧交，加上周氏族谱中的亲缘关系，希望让周恩来了解自己的辩解。
据相关史料记载，周恩来与鲁迅家族确有族谱上的关联。1952年，周恩来接见许广平时，曾以长幼辈分相称。1962年，他拜访周建人，也曾说自己按族谱应称对方为叔叔。这样的称呼，是绍兴乡土社会的礼数，却不能替代政治和法律上的责任。
周作人的信，大体分成两层。前面称赞人民政府和解放军，表示拥护新的政治方向；后面则集中解释自己在抗战时期的行为。他声称自己与日方“虚与委蛇”，说在任职期间做过一些抵制和保护工作，并不承认自己真正“失节”。
问题在于，这些说法很难改变基本事实。周作人确实在日伪统治下任职，也曾参与相关活动。战后南京审判形成的记录，不会因为一封信中的修辞而消失。信里谈了许多名人、学理和个人经历，却很少正面承认错误，反倒把重点放在证明自己“有苦衷”上。
这种写法，或许也是信件没有直接送到周恩来手中的原因之一。周作人托董必武转呈，按常理说渠道并不普通，但中央领导收到的外来信件，通常要经过秘书部门和有关机构阅看。周恩来事务繁重，信件经过传阅、登记或留存后，未必都会送到本人案头。
后来，胡乔木曾谈到，周作人的信因“传阅失查”，周恩来没有看到。这个说法留下了疑问，却也说明信件并非完全无人接触。冯雪峰曾看过一份为周作人辩护的材料，并对其中内容颇为不满。1987年，《新文学史料》刊出了这封信的全文，所依据的是早年抄录的副本。
周作人并没有就此停笔。1951年，他又分别致信毛泽东和周扬，希望为自己的房屋和罪责作解释。胡乔木将有关情况报告后，毛泽东批示，要求周作人彻底认错，并允许他通过翻译等工作维持生活。
周扬随后要求他写检讨。周作人交出的文字仍未达到要求，原因并不在文采，而在态度：他愿意说明处境，却不愿明确承认造成的后果。政治上的宽待，往往以认错和守规矩为前提，单靠旧日声望并不能换来特殊处理。
1955年起，周作人靠翻译领取稿费，曾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他精通日语、英语和古希腊语，学术能力并未因政治处境而消失。但这份文化才华，始终不能抹去战时任职留下的历史记录。
1966年以后，他多年坚持的日记中断，生活也变得更加艰难。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北京家中去世，终年八十二岁。那封写给周恩来的长信，最终没有改变他的命运，只作为一份特殊历史材料，被保存在后来人的记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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