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4年11月，周恩来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回到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代表团。两位相识多年的战友再次见面时，没有长时间交谈，只是相视一笑。照片定格的，正是这个瞬间。
这张照片看起来很平常，却有一种特殊分量。毛泽东站在机场迎接周恩来，周恩来面带笑意，神情中既有出访归来的疲惫，也有见到老战友后的放松。那不是礼节性的握手，而是经历过风雨之后，彼此无需多说的默契。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人才十分缺乏。周恩来长期兼任外交部长，许多重大外交事务都亲自处理。对他来说，外交并不只是会见外国使节、参加国际会议，更重要的是处理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国陆地边界漫长，邻国众多，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周恩来常讲，国际关系要从“左邻右舍”做起。边界问题不能靠武力解决，邻国之间也不能因为旧账纠缠不休。把争议摆到谈判桌上，以和平方式划定边界，才有可能为国家建设争取稳定环境。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重要主张。他面对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的国家代表，强调亚非国家应当从共同利益出发，谋求友好合作。这一思路并非临时应对，而是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基本路径。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很少带有锋芒毕露的姿态。他善于听，也善于在分歧中寻找共同点。有人评价他“既坚持原则，又讲究分寸”，这正是当时中国外交最需要的能力。许多复杂问题，往往不是靠一句强硬表态就能解决。
1964年11月，周恩来率团访问苏联。那次出访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回国后，毛泽东仍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走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没有追问得失，只说：“回来就好。”周恩来笑了笑，回应道：“情况已经向主席汇报。”几句短话，分量却不轻。
两人的关系，既是革命同事，也是长期共同承担国家事务的伙伴。毛泽东熟悉周恩来的办事方式，知道他遇到困难时不会轻易表露；周恩来也明白，毛泽东看似沉默，实际上始终关注着重大局势。很多时候，他们的交流不需要铺陈，几个眼神便能说明问题。
周恩年的身体状况从1972年起明显恶化。经检查确诊患有膀胱癌后，他仍没有把自己完全从工作中抽离。手术、治疗、批阅文件、接见外宾，几件事常常交织在一起。医生要求休息，他却总说国家事情不能等。
1973年以后，周恩来的病情反复加重。治疗期间，他依旧过问外交、经济和政务，身体消瘦得越来越明显。工作人员担心他的体力，曾设法减少会见安排，但周恩来常常坚持参加。面对劝阻，他说：“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完。”
这句话并不豪迈，甚至显得平静，却道出了他的选择。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长期动荡，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都需要恢复，许多工作不能出现大的停顿。周恩来清楚，自己少承担一些，身边的人就要多承担一些；但国家事务一旦耽搁，影响的绝不只是个人。
毛泽东也知道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重。一次接见外宾时，周恩来因身体原因无法像往常那样主持活动，邓小平被安排在相应位置。这样的变化十分细小，却让毛泽东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周恩来已经到了难以长期支撑的阶段。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他生前留下遗愿，希望不举行个人悼念性的铺张仪式，遗体火化后将骨灰撒向祖国江河大地。遗憾的是，中央仍决定举行追悼会，以表达对这位总理的敬意。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当时同样重病在身，行动困难，双脚浮肿，无法穿上合适的鞋子，也就没能前往送别。对共同走过几十年风雨的战友而言，这次缺席不是普通的未能到场，而成了毛泽东晚年难以释怀的一件事。
那张机场照片，因此有了超出画面的意义。照片里的两个人，一个刚刚结束艰难出访，一个亲自前来迎接；那时他们都不会想到，十二年后，周恩来会先行离去，而毛泽东连最后一次当面送别，也未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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