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真的是悲剧吗？大观园里的日子，难道不值得？

余英时认为，大观园是《红楼梦》里的理想世界，却注定要被现实吞没，这正是小说最大的悲剧。可换个角度想，宝玉和姐妹们曾经结社吟诗、猜谜赏花，真真切切过过一段神仙日子。青春本来就留不住，难道因为注定结束，曾经的快乐就不算数了吗？

作者 | 慌了个张

若干年前，第一次读余英时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觉得视角和观点格外新颖。现在是二读，感觉又进一步，可以写点读后的文字，既表示由衷的敬意，也谈点自己不同的看法。

一、新典范的划分

余先生的标准很高，也很苛刻。放在百年红学史上，或可有另外的评价。

近代以来，第一阶段的红学“新典范”，王国维、蔡元培、胡适当仁不让。但王国维的文学评论，影响远不及蔡、胡二人，而且这一传统，自王国维之后，就再没有出现可堪大任的大家。蔡元培的索隐派与胡适的考证派，是新旧红学的分野，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开创了新红学，占据了红学史新阶段的主导地位。

第二阶段的红学也有“新典范”，是双峰对峙，即俞平伯为宗师的文派和以周汝昌为宗师的史派（余认为，俞最有资格却没有更进一步，而周没有突破胡适的典范，大约连资格也没有）。余英时倾向于俞，而周汝昌认为《红楼梦》是“文、史、哲”的高度统一体，所谓“自传说”的史派，是论者“强加”给他的帽子，不排除个中的偏见和认识的局限。俞、周都是在胡适新红学的旗帜下，发展壮大的，各有成就。其中，所谓的史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包括新索隐的政治史、“自传说”的家族史、斗争说的社会史（李希凡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派）。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特别是其中《史事稽年》，梳理了明末清初康雍乾三朝曹家两百年史料，开创了红学史上“以史证文”的空前局面，用余英时的话叫“登峰造极”。

现在是第三阶段，虽然也出了不少红学的名家，在一些领域堪称学术的权威，但在红学界的影响，达不到全局性的程度，比起俞、周差了很大一截，缺乏“新典范”的担当人物，这也是实情。

二、三个世界的对应关系

余英时提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即大观园的理想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现实世界，是干净与肮脏的强烈对照。有人提出太虚幻境，余英时也积极回应，用脂批的说法，即“大观园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实际上是一回事。看似“三个世界”（天上、园内、园外），实际上还是两个世界（坚持世界的两分法，符合阴阳两极）。

但笔者认为，曹雪芹构思和落笔“三个世界”，恰恰是其认知的三个维度。第一个世界即太虚幻境，是梦，是无意识的或潜意识的。不论甄士隐，还是贾宝玉，也只有睡觉做梦才能到达太虚幻境，神游一番，有神仙气。第二个世界即大观园，是幻，是有意识的，是心向往之产生的幻觉，有理想化的一面。第三个世界即大观园外的现实世界，是实，是难得的人间清醒，是不得不面对，无法逃避的世界。

这三个世界，按照周汝昌的意思，第三个世界即大观园外的现实世界，对应的是“史”，因为小说本身有文学回忆录的性质。第二个世界即大观园，对应的是“文”，开诗社，猜灯谜，都是文学的，是精神和感情层面的交流。第一个世界即太虚幻境，对应的是“哲”，是形而上的，是人文关怀和终极思考，是周汝昌概括的“情教”之极乐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情感归属，写在警幻情榜上。

三、《红楼梦》未必一定是悲剧

太虚幻境是美的，是好的，可除了甄士隐、贾宝玉那样神仙一流人品的个别人，即使他们也是偶尔做梦，才能神游一回，一旦醒来，就完全切割，再无瓜葛。眼睁睁看着，只能仰望，不能触手可及，更不能唾手可得。

那就退而求其次，人为地造一个出来，这就是为了理想而大胆的尝试和行动。前有桃花源，后有大观园，是理想落地的产物，是幻化出来的世界，是高标准构思和建设的“未许凡人到此来”的人间仙境。

诚如余英时指出的那样，“贾赦住的旧园和东府的会芳园都是现实世界上最肮脏的所在，而却为后来大观园这个最清净的理想世界提供了建造原料和基址。”“可见作者处处要告诉我们，《红楼梦》中干净的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

而且，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是动态的，是有边界感的，但又时时处处受到冲击，有偶发事件，如刘姥姥误入怡红院。“宝玉最嫌嫁了汉子的老女人肮脏，而作者偏偏安排了刘姥姥之醉卧在他的床上，而且弄得满屋子‘酒屁臭气’。这明明是有意用现实世界的丑恶和肮脏来玷污理想世界的美好和清洁。”更为严重的是，大观园的理想世界之不可持续，“最后是要在现实世界的各种力量的不断冲击下归于幻灭的。绣春囊之出现在大观园正是外面力量入侵的结果。但外面力量之所以能够打进园子，又显然又内在的因素，即由理想世界中的‘情’招惹出来的。”其实，推动大观园走向幻灭的，未必是外部力量的入侵，也不是先天不足，即建筑在肮脏之上，又被龌龊的东西围绕着，似乎就注定其走向和结局。而根本原因在于，青春是短暂的，生命不是无性的交流，是需要延续的，是自然规律的无法抗拒，才让大观园如昙花一现，在暗夜里划着一根火柴，亮了那么一下而已。

所以，余英时总结说，“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在我看来，这是《红楼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间世的最大的悲剧！”笔者觉着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曹雪芹是看透了这世界和这生命的，是不可逆的大趋势，但人不能永远悲观地被动地活下去，而是要努力地主动构想，大胆尝试，积极探索，怎样开心如何精彩地活一回，就像王朔讲的，哪怕“过把瘾”就死，也值。大观园何尝不是这样的试验，是“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说起来，大观园那样的生活，哥儿姐儿毕竟过过，就不白来这世上一遭，就不是一般人的奇遇，那还悲剧个啥？您就偷着乐吧，真是三生有幸，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