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4年5月，北京，年近九旬的叶剑英让秘书给宋时轮打电话，请他到住处一谈。电话接通后，秘书却回报：“宋院长不在。”叶剑英听完沉默片刻，随后说：“这个宋时轮，真是指挥不动他了。”
这句半是无奈、半带调侃的话，背后并不是工作上的分歧，而是一段老战友之间的特殊情谊。叶剑英想请宋时轮为自己的传记写序，宋时轮却连连推辞，甚至暂时避开了这次见面。
事情要从元帅传记的编写说起。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元帅军衔。多年以后，为保存革命历史，相关方面开始组织编写元帅传记。
叶剑英传记的编写工作，由军事科学院承担。那时，宋时轮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他与叶剑英相识甚早，也有长期共事的经历，因此承担了主持和协调工作。
两人的交集，最早可以追溯到解放战争前后的军事与谈判工作。1946年，国共双方围绕停战和军事调处展开交涉，宋时轮曾参与协助叶剑英处理有关事务。1957年军事科学院成立后，宋时轮又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前后相伴多年。
宋时轮给传记编写人员定下的原则很简单：材料要实，叙述要准，不能为了好看而拔高，也不能因为顾忌而回避问题。他多次强调，传记不是颂词，应该让后人看到一个真实的叶剑英。
传记组为此查阅档案，走访旧部和知情者，也设法采访叶剑英本人。起初，叶剑英并不愿意多谈自己的经历。他认为革命是集体事业，个人不宜过多宣扬。经过反复说明，传记组承诺每次谈话控制时间，避免影响他的身体，采访才逐步展开。
那时叶剑英已经八十多岁，身体状况并不理想。即便如此，他仍接受了多次访谈，回答问题时十分克制，往往只讲事实，不作铺陈。访谈结束后，他行动已经不便，却常常坚持把工作人员送到门口。
有一次，传记组在叶家吃饭包饺子。医生考虑他的身体，限制了饮食。叶剑英看着刚出锅的饺子，笑着说：“哎呀，我还想吃。”医生却没有让步，把他劝回了屋里。这样的细节没有写进功劳簿，却让编写人员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老人。
真正棘手的，是长征中的“草地电报”问题。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围绕北上还是南下，党内曾出现严重分歧。有关张国焘发出密电、叶剑英获悉后报告毛泽东的叙述，后来被多位当事人和研究者反复讨论。
支持这一说法的人，引用了李维汉、邓颖超、凯丰等人的回忆和相关材料；提出疑问的人，则指出电报原件没有保存，部分电台人员也未确认曾经收发过这份电报。由于年代久远，加上长征途中资料损失严重，许多细节无法靠单一证据完全还原。
宋时轮没有简单地下结论。他要求编写人员分头核查，既不能因为材料残缺就轻率否定，也不能只凭传闻便把细节写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分量越重，证据就越要经得起推敲。
经过多年搜集和整理，《叶剑英传略》完成了初稿。叶剑英读过后，觉得书稿还缺一段能够说明编写缘起和人物关系的文字，于是想请宋时轮写序。
宋时轮听到这个安排，立即摆手：“写序言，我不够资格，不能写。”在他看来，叶剑英是元帅，自己长期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主持传记编写是一回事，替元帅作序又是另一回事。
叶剑英并不接受这个理由，给了他几天时间考虑。没过多久，叶剑英再次让秘书打电话。电话那头仍是宋时轮的秘书，对方说宋时轮外出了。叶剑英听后，便明白这位老部下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不愿接受这份“抬举”。
宋时轮最终没有写序，却写下了一篇“跋”。文字不长，重点放在叶剑英在重大关头的判断、担当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上，也写到两人多年相处中的理解与敬重。
这件小事之所以被人记住，并不只是因为一句“指挥不动了”。叶剑英不愿把自己的传记写成个人功劳册，宋时轮也不肯借主持编书之名抬高自己。一个坚持实事求是，一个坚持谦逊守分，反而使这部传记保留了应有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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