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不能屎上雕花，孙玉良：看不起把学术当任务的理论工作者

文｜孙玉良

“屎上雕花”，是一个非常粗鄙的词汇，我将之用来形容一些不学无术的教条主义理论研究者。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坐在高高的象牙塔里，在毫无价值的命题上堆砌精致修辞的“手艺活”，还自封什么“理论家”，掌握着其弟子升硕升博的权力。当理论工作者把发表论文当作KPI（关键绩效指标）来打卡完成，学术的尊严已荡然无存。我是很看不起那些把学术当任务的理论工作者的，他们的辛苦工作，其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如同在排泄物上施加过度精致化的修辞一样，陷入的是一种形式主义内卷陷阱。

在市场化时代，学术圈也是可以“量产”的，谓之学术生产。在一些学术期刊中，作者的头衔、职称被当作比论文质量更重要的“通行证”，有的明确要求“仅接受副高以上职称投稿”，有的虽不说明，却对重点高校或高级职称作者“另眼相看”。与此同时，部分研究者异化“规范”，产出一些跟风凑数、应付考评的“伪研究”——“概念空洞叠加、研究范围模糊、问题指向不明、盲目追逐热点，远观虽符合学术规范，近看却没啥实际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低价值的“伪研究”，纯属浪费资源。

许多社科专家，走的是这样一条路：从小学到博士，一直在象牙塔里打转；毕业后进入高校或研究机构，继续在概念与文献之间循环。他们与基层、与群众、与真实的社会生活之间，隔着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墙。这种“隔绝”的后果是理论供给的“肌无力”，当时代提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时，社科界给出的回答是苍白的、无力的、没有说服力的。当老百姓困惑于“为什么好人没好报”，理论能给出什么答案？当年轻人质问“内卷到底有没有出路”，学术能提供什么指引？当国家已陷入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社会性普遍焦虑时，社科界给出的解决办法在哪里呢？

当学术沦为任务，求真便让位于求量，思想便让位于格式。在“唯论文、唯职称”的导向下，部分所谓的“专家”不再以探索未知、服务社会为己任，而是将学术当作晋升的阶梯或变现的工具。当知识的生产脱离了求真务实的土壤，专家的头衔便只剩下光鲜的壳，内里却早已空无一物。当然，将学术“当任务”并非理论工作者的个人道德问题，它首先是制度性困境的产物。在现行评价体系下，一位年轻学者如果选择做一项需要十年积累的基础研究，很可能在中期考核时就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相反，如果紧跟热点、快速产出，即使缺乏原创性，也能在短期内积累足够的“业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科研管理会呈现出明显的“短视化”倾向——高校需要快速提升排名，学科需要完成考核指标，个人需要保住饭碗，各方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整个系统陷入“急功近利”的困境。

“屎上雕花”型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一是重形式轻内容。在数据分析方面，一些研究者偏离初衷，对本身不具备有效解释力的变量反复加工，只为图表更好看。当量化分析重于理论阐释、数学形式大于实践意义，研究的初心便被形式所掩盖；其二是重数量轻质量。当前社科领域的政绩观偏差，可以用三个“重与轻”来概括：重短期立项轻长期深耕、重数量指标轻质量贡献、重个人出彩轻团队协同。论文数量、项目级别、获奖情况成为硬指标，学术创造异化为“分数比赛”。有学者调侃：“现在不是在做学问，而是在开论文工厂。”；其三是重跟风轻原创。 “数字经济”火了，课题一窝蜂报数字经济；“共同富裕”热了，课题涌入共同富裕。这种跟风研究，被学者批评为“主体性、原创性缺失”。大量低水平重复的“学术垃圾”占据学术刊物版面，这一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为突出。

我认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应现实。伟人曾经指出：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因为他们“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不断拓展，“十五五”时期经济转型、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领域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迫切需要学术界的智力支撑。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专家，太多在“屎上雕花”中耗尽精力的研究者，他们被网民戏称为“砖家、叫兽”，他们的成果既无实践意义亦无理论创新，轻则沦为“抽屉理论”，重则误判现实，误导中央领导决策。

我认为：要走出理论研究者“屎上雕花”的困境，需要从评价机制和学术文化两个层面同时发力。在评价机制层面，必须改变单一量化指标主导的考核体系，摆脱“为发文章而发文章”，学术研究的成果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在学术文化层面，需要重建“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发表为导向”的研究伦理。讲究方法而不迷信方法，保持对工具局限性的反思精神，“致广大而尽精微”，才不至于掉入“规范陷阱”，避免方法技巧取代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

理论研究的尊严，不在于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而在于它是否真正回答了时代的问题，是否真正增进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当理论研究不再“屎上雕花”，当理论工作者不再把学术当任务来完成，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正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