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并不完整——蒋读日本文库本系列之九十五

作者：蒋丰

原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猪木正道的《军国日本的兴亡——从日清战争到日中战争》（中央公论新社出版，2021年1月第一版），不是为了替日本军国主义翻案，也不是简单重复战后日本社会那套反战叙事。他真正要处理的，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日本这个国家，究竟怎样理解战争，怎样理解军队，怎样理解爱国心，又怎样理解自己曾经走过的那条危险道路。

这本书的书名很重。“军国日本”四个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作者从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中日战争”）写起，经过日俄战争、日韩合并、第一次世界大战、满洲事变、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一直写到日本陷入日中战争（中国称“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泥潭。表面看，这是一部近代日本战争史。细读下去却会发现，猪木正道关心的不只是战争如何发生，而是日本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把国家前途交给军事逻辑。

在他的笔下，军国主义并不是突然降临日本的怪物。它有制度根源，有思想根源，也有国民心理的根源。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让日本误以为军事冒险可以不断带来国家利益。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让日本误以为帝国扩张是近代国家的正常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变化，又让日本在大国竞争中产生更强烈的焦虑。到了满洲事变以后，军部逐渐摆脱文官政府约束，日本国家机器便开始向失控方向滑去。

这本书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作者没有把军国主义简单归结为少数军人——军部的疯狂。他看到的是一个更大的结构：当军事价值被过度抬高，当国民把胜利与扩张视为国家荣耀，当政党政治无法有效制约军部，当媒体与社会舆论也开始追随强硬路线时，军国主义就不再只是军队内部的问题，而会变成整个国家的问题。

这也正是日本战争记忆中最不完整的部分。战后日本当然记住了战争。广岛、长崎、东京大空袭、冲绳战役，这些惨痛记忆深深刻进日本社会。许多日本人从小接受的和平教育，也往往从这些灾难开始。他们知道战争给日本带来巨大苦难，知道无数普通人死于轰炸、饥饿和战败，知道战争摧毁了家庭，也摧毁了城市。

这些记忆都是真实的。但真实并不等于完整。日本战争记忆的问题，正在于它常常从“受害”开始，却不愿充分抵达“加害”。它能够记住广岛上空的蘑菇云，却常常绕开南京城里的血；它能够记住东京大空袭中的火海，却很少真正理解重庆轰炸下的中国平民；它能够记住冲绳人的牺牲，却不愿长期面对朝鲜半岛、台湾、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人民在日本帝国扩张中承受的屈辱和痛苦。

猪木正道作为保守派政治学者，当然不是中国读者熟悉的那种“侵略反省型”作者。他更强调国家、军队与现实安全。他批评战后日本的“空想和平主义”，认为战前军国主义把军事价值无限放大，战后空想和平主义又把军事价值无限缩小。这种判断带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也会引发争议。但是，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反而有特殊价值。

它让我们看到，日本战后关于战争的讨论，并不是铁板一块。左翼讲侵略责任，保守派讲国家安全；和平主义者强调不战，现实主义者强调防卫；有人担心军国主义复活，有人担心日本失去正常国家意识。围绕战争，日本社会一直在争论，也一直在摇摆。

问题在于，这种争论常常没有真正打通两端。一端是日本作为受害者的记忆。另一端是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记忆。前者被反复讲述，后者被不断稀释。结果，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便出现一种断裂：他们知道战争很可怕，却不一定知道日本为什么让战争变得可怕；他们反对战争，却未必愿意追问日本曾怎样把战争强加给别人；他们珍视和平，却有时把和平理解成日本自身不再受害，而不是亚洲共同免于日本军国主义伤害。

这就是“不完整”。完整的战争记忆，不能只停留在废墟、饥饿、空袭和原爆，也必须进入侵略、殖民、屠杀和掠夺。一个民族不能只记住自己怎样被战争毁掉，也要记住自己怎样把战争带给他人。否则，所谓和平主义就容易变成一种自我安慰，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反省。

读这本书，最应该警惕的并不是“日本曾经军国主义化”这个结论，而是军国主义化的过程。它不是一天完成的，也不是只靠几个军人完成的。它需要制度松动，需要国民配合，需要媒体煽动，需要政治软弱，更需要一种不完整的国家记忆来不断遮蔽责任。

今天的日本，当然已经不是战前日本。但是，只要战争记忆仍然不完整，日本社会围绕战争、军队、宪法和国家安全的争论，就很难真正成熟。一个只记住自己受害的民族，容易把反战变成自怜；一个不愿承认自己加害的民族，也很难把和平变成责任。

猪木正道这本书留下的真正问题，或许正在这里。否则，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就永远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