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今天，他回国了！我们格外想念他

整整70年前，1956年10月6日，国际知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携家人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参与国家建设。

在美留学和工作期间，郭永怀开始了“跨声速流动”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震惊了国际力学界。他又与钱学森合作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为人类突破“声障”提供了关键理论基础。他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被国际公认为PLK方法，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

回国后，郭永怀组织领导解决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研制中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唯一一位在三大领域均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着陆北京机场时坠毁，生前他和警卫员用身体护住重要资料，牺牲后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

已故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前所长郑哲敏曾是郭永怀的同事，这篇序言讲述了他所熟识的郭永怀，讲述了他所感受到的“金子般的精神”。

《郭永怀传》：郁百杨、戴世强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我同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相识是在1953年。当时，郭先生利用学术休假到加州理工学院和钱学森先生进行合作研究。他属于我的老师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很有造诣、文质彬彬的学者。在此期间，我和郭先生的接触很少。两位先生的合作显然很有成效，因为不久钱先生就发表了以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命名的著名论文《PLK方法》。

1956年1月16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钱先生急切地盼着郭先生回来和他一起工作，而且告诉我们郭先生将很快回来。10月，郭先生全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北京。火车抵京那一天，钱先生因有事不能去车站亲自迎接，因为我认识郭先生一家人，所以就派我去了。接到后，郭先生夫妇和女儿郭芹住进了北京饭店。

郭永怀一家三口合影（资料照片）

郭永怀先生的到来明显增强了力学所的领导力量，分担了钱先生的许多工作，加速了力学所的建设。钱、郭二位先生相互了解很深，有深厚的友谊，各方面都十分默契。他俩研究问题，经常一拍即合、心领神会，很快便能得出统一意见，这是办好力学所的绝佳条件。事实证明也确实是这样。

初到力学所，郭先生名义上是学术秘书，不久改任副所长。他很快便帮助钱先生整顿力学所的秩序，订立规章制度。例如，郭先生把力学所图书馆每月增订外文期刊的工作统一抓了起来，改变了过去只要高级研究人员同意就可以订阅的混乱做法，避免了许多重复和浪费。郭先生直接抓图书馆的工作，不久力学所图书馆便成为全院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又如，1957年全国力学学术报告会之后，决定创办《力学学报》，郭先生承担起了繁重的主编任务，使《力学学报》一开始就有了高起点。他调来在所工作的北大数学力学系研究生董务民担任责任编辑，为《力学学报》的征稿、审稿、定稿确立了一整套规则。在郭先生的领导下，《力学学报》越办越好，成为我国最好的学术期刊之一，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经历60多年风风雨雨，郭先生对《力学学报》的影响至今犹在。

郭先生在国外主要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对自己要求很严格，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他不畏艰难，硬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结论。这些工作使他在国外学术界获得很高的声誉，为此人们总是单纯地把他看作一位理论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郭先生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力学所带来了许多前沿技术和实验手段，其中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实验手段。后来我了解到，原来郭先生在准备回国之前，就曾专门考察过当时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

郭永怀（左）和郑哲敏（本文作者）

严格来说，钱先生和郭先生都是以应用数学为主要研究工具的理论家。这里说的理论家，是指那些本人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但同时对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实际背景有深刻的了解，对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可能的应用有明确的认识，对理论研究还需要哪些实验研究的相互配合有充分的见识的人。因此，两位先生都有过人的宽阔视野和长远的战略思考。有一次，郭先生当面问我，领导研究所的人是否应当是有理论见解的（以实验为主的优秀科学家同样可有很高的理论见解）？我回答是，他感到满意。我想这是因为，如果科学研究缺少高一层次的理论指导，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便会失去方向，落到跟着别人走的地步，难以有所创新。

可以看出，郭先生选择回国，是有更大的理想和决心的，他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祖国，不论什么事，只要祖国需要，便全心全意地去做好。他把自己当作铺路石子，以培养好下一代作为自己的使命，国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别无所求。

在力学所，郭先生不仅和钱先生一起筹划和领导力学所的全面工作，同时还承担很多枯燥的组织工作，其中包括科研业务、图书馆、学会和学报等一系列部门的工作。钱先生和郭先生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听取研究室主任的工作汇报，有时甚至是研究组组长的汇报，听取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并及时给予指导。在这些场合，有时还会做出调整乃至改变研究方向的决定。后来钱先生来所的时间少了，力学所的重担便全部落到了郭先生身上。他依旧全心全意、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工作，全然不顾个人的得失。在我看来，他这样做完全出于自觉，出于对祖国需要的责任感，践行回国时所背负的使命。

郭永怀在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们上课（资料照片）

郭先生的工作并不限于力学所。据我所知，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的主任，承担三峡大坝抗核武器攻击的研究，并为工程兵策划建立防护工程研究基地，是我国防护工程研究的奠基人。他还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副院长，同时参加核武器的研制，研究核武器的投放并负责建设该院的结构力学实验室。郭先生还应国家需要，不时向有关部门提出相关建议。20世纪60年代初，力学所承担的“2040”任务就是在郭先生建议下，由相关部门下达的。

尽管工作繁重，他只要人在北京，每周末都要步行到力学所与研究生讨论工作。那位不论是盛夏或严冬，不论是刮风或下雨，身材瘦长、头戴鸭舌帽、低头沉思并快步来往于力学所大楼和中关村13楼之间的学者，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郭先生就是这样默默而高效地工作着。

郭先生不善言辞，但他对工作、对同志、对国家的忠心和爱心，是人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他对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对同事却十分和蔼可亲。领导也好，高级研究人员也好，初级研究人员也好，行政人员也好，工人也好，他都同等对待。

在力学所中，凡与郭先生有过接触的人，无不怀念他。他的事迹在传颂着，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从事各项事业，他留下的遗产是丰厚的。

郭永怀（左）与夫人李佩（资料照片）

郭先生的爱侣李佩先生，是一位深受爱戴的跨世纪传奇老人。

1947年李佩先生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入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在那里与在航空研究院从事教学和研究的郭永怀相恋，并结为终身伴侣。回国后，她的第一项工作是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关村西郊办公室副主任，为这一时期新建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服务，为那时还是荒野的中关村社区建立了粮店、幼儿园、小学、医院、餐馆、小卖部等。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李佩先生于1961年起担任该校的英语教学任务。

在郭先生牺牲后，李佩继续着伴侣的理想和使命，并把全部的积蓄，包括郭先生被追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悉数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人们不禁会问，是什么样的精神和力量支撑着她？那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师生首创的音乐剧《爱在天际》中所歌颂的那种人间大爱，那种无私服务于国家、社会、社区直至个人的平凡却又无比高尚的爱。这种精神和爱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出金子般的光芒！

感谢作者和编辑的辛苦付出，将郭永怀和李佩二位先生充满奋斗而多彩的人生呈现给世人。希望本书能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唤起人们对郭先生和李先生的美好记忆，让他们金子般的精神得以传承，发扬光大！

来源：《人民日报》（2026年10月06日 第 08 版）作者：郑哲敏，原题《科学家郭永怀回国70年——金子般的精神（序与跋）》，此文为《郭永怀传》一书序言，本版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期编辑：胡程远、王若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