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廷在巴里坤设置马场。这个动作看似只是添置牧地，背后却是一个现实问题：西北用兵频繁，军队离不开战马，而从内地调马，路远、价高、损耗也大。
清代的马，并不是普通牲畜。对军队而言，它关系到骑兵机动、驿站传递和边疆防务，地位近似粮饷、兵器。朝廷因此建立了较为严密的马政体系，马匹来源、数量、调拨和损耗，都要纳入官府管理。
清代马匹大体分为几路。皇帝御用马由内务府上驷院掌管，来源以伊犁优良马匹和蒙古诸部进贡马为主。八旗官马则多取自口外牧场、伊犁、巴里坤等地，强调耐力和作战能力。
绿营所用马匹，主要来自陕甘地区。凉州、肃州、西宁等地，都曾是重要产马区域。这里的马未必比伊犁马精良，却数量较多，距离西北各营较近，适合供应规模庞大的绿营部队。
至于驿马，来源更加分散。它们承担的是递送文书、接送官员和维持驿路，并非全部用于冲锋陷阵。因此，驿马对速度、耐劳的要求很高，但在品种和体格上，通常不必达到御马或八旗战马的标准。
有意思的是，东北并不是清代最重要的产马区。盛京一带拥有皇家祖陵和相关牧场，主要作用是满足祭祖、巡幸等需要。真正支撑军队马匹供应的，仍是口外草原、西北牧区以及陕甘河谷。
马匹进入军政体系后，并不由一个衙门包办。兵部车驾司负责全国马政的大框架，掌管驿传，并根据各地额数、缺额和损耗，安排拨补或购买。军队缺马，不能随意自行解决，必须经过制度化渠道。
太仆寺的职责，则更偏向牧场和种马事务。康熙九年，兵部所属口外种马二厂改归太仆寺管理。雍正三年，太仆寺正式脱离兵部，此后主要经营口外左右两翼牧场，职能比前代集中，也更为专门。
皇家马匹另有一套系统。内务府上驷院掌管御马、车辆以及京城内外的马厩，服务对象是宫廷和皇室。八旗在制度上又相对独立，伊犁将军衙门设有驼马处，专门处理当地军马、骆驼等事务。
地方马政同样重要。多数省份没有单独的马政长官，往往由督抚兼管。陕甘却是例外，陕甘总督的正式职衔中带有“管理茶马”字样。这并非虚衔，而是由当地的地理位置和军事任务决定的。
陕甘既连接内地，又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北边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一带长期承担军务，朝廷若事事从内地运马，既耽误军机，也会增加运输成本。因此，凉州、肃州、西宁等马场逐渐承担起稳定供给的任务。
清代军马究竟有多少？按照相关文献和额数估算，八旗、绿营以及各地驿站的最低配置约为二十五万匹。其中八旗接近十万匹，绿营约十万匹，驿马约五万匹。这是基本配置，不等于所有时段的实际存量。
马匹会老、会病，也会在运输和训练中倒毙。资料显示，每年损耗可能达到原有数量的三成左右。朝廷必须持续补充，才能维持军队额数。若把补充需求计算在内，全年需要筹措和替换的马匹，显然超过账面上的二十五万匹。
八旗兵约二十万人，骑兵比例相对较高，马匹配置也更充足。绿营总数约六十万人，但各省骑兵比例不同，许多地方大致只有三成甚至两成。兵额多，不代表马匹同样充足，地域和任务才是决定因素。
各省绿营马额差距很明显。直隶约九千五百匹，山东近五千匹，河南三千余匹，陕西七千八百余匹，甘肃则超过二万六千匹。江南约五千九百匹，广东五千余匹，江西不足两千匹，广西约两千一百匹。
甘肃一地的马额，远高于多数内地省份，并不只是因为当地产马，更因为西北战事和边防驻军需要大量骑兵。陕甘地区既是马匹供应地，也是军队集中地，马政和军政在这里几乎无法分开。
马价也受地域影响。山东每匹约十两，山西、河南约八两，江西约十六两，贵州约二十两，广东甚至达到二十二两。北方接近产地，价格相对低；南方运输距离长，途中损耗大，同等马匹自然更贵。
因此，清代马政并不只是“养马”。它牵涉牧场布局、边疆战争、驿路交通、财政支出和军队编制。马从草原进入马场，再被调往旗营、绿营或驿站，每一步都留下了制度运行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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