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态度很强硬，召回韩国驻乌大使，他不会惯着泽连斯基！

9月下旬，泽连斯基对外宣布了这样一件事情，乌克兰把两名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在乌方的叙述中，这是一次可以展示的成绩，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10月2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乌克兰方面违反了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并要求乌克兰方面道歉。

10月8日，韩国外交部宣布撤回驻乌克兰大使。战俘移交的安排就这样到了召回大使的地步。从乌方发布消息到韩国方面宣布召回大使之间只相隔了十几天的时间，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两国之间从一次战俘移交发展到了一次外交行动。

事情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消息被乌方发布之后，韩国外交部先是表示了强烈的遗憾，认为基辅这一举动是单方面做出的，给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到10月8日的时候，韩国外交部宣布把驻乌克兰大使召回，并且又加了一句补救的话，希望两国之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韩国方面也会继续和乌克兰方面进行谈判。

一边召回大使，一边说要继续磋商，这两句话都不像是要结束的意思，倒像是要把话说重但是不开门。顺序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先磋商后公布，那么这件事大概会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而先公布后磋商，则是让公众先看到结果，再由外交部门来处理后果。公布是单向的行为，发出之后就无法收回了。

分歧在于如何给这件事定性。韩国方面使用的词语是违反了双方约定的保密协议、破坏了互信，但是乌克兰方面的发言人7日的说法是，双方对于如何保密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产生了误会。把这两种说法放在一起看的话，差别在于性质上，一边说违约、失信，另一边说理解、误会。前者要有人道歉，后者只要有人解释。

同样的事情，贴上了两种不同的标签，这两种标签之间的距离就是这次谈判无法继续的原因。两种说法之间存在不对称性。

违约的事情是可以查证的，责任归属也是清楚的，而误会则是一个双方都有可能涉及的说法，谁都能够分到一部分责任。选择哪一个词就等于选择谁来承担责任。

而对面给出的动作，量级完全对得上。按照乌方发言人的说法，本周乌外交部把韩国驻乌大使叫去谈话了，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又表示希望找到继续走下去的办法。到8号的时候，这位发言人又表示乌方愿意同韩国方面恢复建设性的对话，并且还说了一句话，“外交应当战胜情绪”，虽然韩国方面已经决定召回大使，但是乌方仍然对恢复双方的建设性对话持开放态度。

把这两个动作放在一起看就会更加明白，一边把本国大使叫回来，另一边把对方大使叫去谈话。召见和召回都是同等级别的行为，两边都保持在这一等级上，没有进一步降低等级。对称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在这样的争端中很常见。两边都要在国内证明自己没有退步，但是又不愿意承担把关系推向极端的后果，所以各自拿出一个同样的动作，留一条后路。

召回大使这件事情本身就有许多种说法，要讲清楚。它并不是断交、驱逐对方使节、把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降到最低，而是把本国派驻的使节召回。该动作具有以下特点，即它是公开的、可以被外界所见，它是可以逆转的，召回去之后还可以再派出去，它也是在严重抗议中能够拿出的最重的一档。也就是说，韩国选择了既能表达强烈的不满又可以随时回头的动作。留下这条路本身也是一种克制。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已经把态度表达得很清楚了。所以一般只能做到这一步，再往下就无法挽回了。驱逐使节可以撤回，中断磋商可以恢复，但是关系降格、使团撤离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收回，所以也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表态了。

那么问题就落在了成本上面。韩国方面希望得到一个道歉，而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是一个误会，但是这两者所付出的成本是不同的。道歉就是承认自己错了，损失由对方承担，误会就是双方都有责任，损失由双方分担。

对于乌克兰来说，把已经公布的结果改成需要道歉的错误，代价太大，对于韩国来说，被公开的一方如果只要一句解释，国内这一关也过不去。于是双方各选了一个可以收回来的动作，一个是召回，另一个是召见。动作已经做完了，成本也控制住了，但是事情就卡在这里了。由于结构的原因，它只能向前走。要让韩方降低要求到道歉，或者乌方改变说法为道歉，或者有第三方介入重新包装这件事。

因此这件事的位置已经很明确了，它就在一条可以随时返回的线上。大使是否已经离职、两国关系是否进一步恶化，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明确表态，这正说明双方都没有打算让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卡住的地方很明确，这件事本身不难解决，难的是道歉是谁先开口说。

谁先说的，谁就承担这个误会的责任。谁先说话，谁就承担起这件事的性质。目前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先开口。因此后面的发展方向，就要靠行动来表现了。再往下加动作，表示有一方不等了，动作停住，话继续说，表示双方都在努力把事情控制在可以挽回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