硤合宪三获诺贝尔化学奖：日本诺奖潮持续，中国离诺奖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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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本科学家再获诺贝尔化学奖，背后是数十年的基础研究积累。中国科研论文、专利和技术应用能力不断增强，为何诺奖仍然稀少？从日本经验看，中国真正需要补上的，可能不只是科研投入，更是鼓励原创、容忍失败和支持年轻人才的制度环境。

一、硤合宪三获诺贝尔化学奖，日本科学家再添殊荣。

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名誉教授硤合宪三和法国科学家亨利·卡甘，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合成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这项研究听起来很专业，却与药物研发、化学工业乃至生命起源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什么叫不对称合成？可以把分子想象成一双左右手。它们看起来像镜像，却无法完全重合。由相同元素组成的分子，也可能存在这样的左右手差异，而且两种形态的生物学作用可能截然不同。

科学家要做的，就是设法让化学反应优先生成其中一种分子，而不是两种混在一起。

硤合宪三的重要贡献，是发现了能够自我复制、不断放大微小手性差异的化学反应，即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硤合反应”。这为理解分子如何从微小的不对称性走向高度单一的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并非纸面上的学术游戏。药物沙利度胺曾造成严重药害，后来人们更加重视分子不同形态可能带来的安全性差异。不对称合成技术，也因此成为现代药物化学的重要工具。

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2001年、铃木章和根岸英一2010年先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同样体现了日本在这一领域长期积累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奖奖励的往往不是刚刚问世的新技术，而是经过多年检验、改变了整个学科认知的原创成果。硤合宪三获奖，再次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科学突破，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显现价值。

二、日本人的诺贝尔获奖潮还会持续吗？

日本科学家的诺奖表现，确实不是偶然。

从1949年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开始，日本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研究传统。尤其是2000年以来，日本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三个自然科学奖项上持续收获成果，涉及基本粒子、蓝色发光二极管、催化化学、干细胞和免疫学等多个领域。

2025年，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和北川进（上图）分别因免疫学和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研究获奖；2026年，硤合宪三再获化学奖。这些成果背后，是长期积累的实验技术、研究团队和学术传统，而不是短期投入就能换来的成绩。

但也不能因此认为，日本科研实力未来必然一路领先。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关研究机构的统计，日本在全球科学论文数量中的排名，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世界第二降至第五；高被引论文等反映研究影响力的指标，也面临挑战。日本年轻科研人员还受到职位不稳定、研究时间不足和职业发展不确定等问题困扰。

这里存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时间差：今天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往往在二三十年前就已取得。坂口志文早年开展免疫调节研究，北川进则在上世纪90年代探索金属有机框架材料。他们今天获奖，反映的是过去几十年的科研积累，而不完全是当下的科研状态。

这意味着，日本仍有可能凭借既有成果，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获得诺奖；但二三十年后能否保持同样的势头，还要看今天的年轻科学家能不能成长起来。

诺贝尔奖得主大隅良典曾强调，基础研究不应总是被追问能立即产生什么实际用途。北川进也指出，培养年轻研究人员，除了经费，更重要的是保障研究时间。

说到底，科学突破不能像生产线一样，按照预算投入就保证产出。一个国家可以迅速扩大实验室、增加科研经费，却无法行政命令式地制造出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发现。

三、七十多年来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我们，离诺奖大丰收还有多远？

过去几十年，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目共睹。

从移动支付、通信设备到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中国在技术工程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应用方面形成了强大能力。许多技术经过持续改进，最终以更低成本进入大规模市场。

但必须承认，善于改进、整合和推广，不等于原创能力已经全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6万亿元，占GDP比重达2.68%，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科研论文、专利数量和部分科研产出指标已经处于世界前列。Nature Index的2025年自然科学研究产出统计中，中国位居第一，美国第二，日本第五。

可科研产出排名靠前，并不意味着诺贝尔奖也会同步增加。《外交学者》的分析指出：2016年至2025年的十年间，全球自然科学与经济学诺奖共106项，美国公民获得63项，中国为零。

截至目前，在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开展研究、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中，屠呦呦是最具代表性的获奖者。大量中国籍科学家也在海外取得重要成果，但科研人才的国籍、研究成果的产生地和科研体系的整体实力，是三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自然》杂志2025年刊文指出，中国虽然已成为科研产出大国，但要缩小与诺贝尔奖之间的差距，还需要开展更多高风险、可能失败的研究。

这恰恰触及问题的关键。

基础研究的特点，是投入大、周期长、结果不确定。有些研究多年没有实际应用，甚至看起来毫无价值，却可能在几十年后成为新产业的起点。如果科研评价过分强调论文数量、项目结题、短期成果和产业化回报，研究人员自然更愿意选择风险较低、容易取得成绩的方向。

与此同时，企业追求商业回报，政府关注经济增长，大学需要考核指标，年轻研究人员还要面对就业和生活压力。每个环节单独看都有合理性，但如果所有人都急于证明研究马上有用，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发现反而可能被挤到角落。

当然，诺贝尔奖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唯一标准。它偏重特定领域的原创性突破，存在较长的评价周期，也受到国际学术网络和奖项传统的影响。中国在工程技术、产业应用和其他重要科学领域的进步，不能因为诺奖数量暂时较少就被否定。

但如果希望未来出现更多能够获得国际最高科学荣誉的原创成果，就不能只盯着论文、专利和科研经费总量，还要关注年轻人才有没有稳定的研究环境，科研人员能否自由探索，以及失败是否能够被容忍。

日本的经验说明，诺奖不是某一年突然冲出来的成绩，而是几十年科研积累的集中体现。

中国离诺奖大丰收还有多远？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年份。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下一位中国科学家何时获奖，而是我们能否建立一种科研环境，让那些暂时看不到商业价值、甚至可能失败的探索，也有机会坚持下去。

科研大国的标志，不只是能够把别人发明的技术做到更便宜、更高效，还在于能够提出别人没有提出的问题，发现别人尚未发现的规律。

当原创研究不再只是追求数量的竞赛，而成为值得长期投入的事业，中国的诺奖故事才更有可能从偶然突破走向持续涌现。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