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4年1月26日上午，深圳蛇口，邓小平在袁庚陪同下走进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窗外不是成熟的城市，而是一片仍带着建设痕迹的港区。邓小平指向码头，问起工程进展，袁庚答道：“工业区第一项工程就是码头，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这句汇报背后，藏着蛇口最关键的变化：一个曾经荒凉的海湾，开始按照港口、工厂和城市的逻辑重新布置。码头并非普通工程，它连接着外部市场，也连接着国内长期缺少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现实。
邓小平听完情况，又询问工资、人事、住房和管理制度。袁庚没有只谈产量，而是把一整套改革办法摆了出来。蛇口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不仅建厂，还在摸索企业怎样用人、怎样分配、怎样承担责任。
袁庚与蛇口的缘分，起点并不在那块荒滩。1974年，他因工作到香港，亲眼看到香港与深圳一河之隔，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面貌。香港高楼林立，商业繁忙；回到深圳大鹏，许多地方仍然贫困闭塞。
这种反差让袁庚意识到，问题未必只是资源多少，更在于能不能把外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引进来。1978年，他参与起草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报告，提出改变经营方针、利用外资、拓展业务等设想。
同年10月，中央提出“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的经营方针。袁庚随后主持香港招商局工作。香港地方狭小，他便考虑在靠近香港的内地寻找一处基地，把境外的资金和国内的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
1979年1月，袁庚向李先念汇报开发构想，希望划出一块土地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李先念表示，可以把蛇口半岛交给招商局。袁庚后来回忆，关键不是想不想要，而是敢不敢要。最终，蛇口这块约2.14平方公里的土地进入了改革试验。
蛇口开工时，条件相当艰苦。没有现成的厂房，也没有完善的道路和供水供电设施。招商局没有依靠国家拨款，而是使用企业资金，并向香港银行借贷，投入基础建设。移山填海，修路筑港，短时间内完成“五通一平”，这才让外商看到投资的可能。
借来的钱必须偿还，工程出了问题，也没有人替企业兜底。袁庚说过，蛇口的许多改革并不是因为“特别聪明”，而是资金来源和经营处境逼出来的。既然要对贷款负责，就必须重视效率，不能再让企业陷入层层审批和平均分配。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的。1981年，这两句话被制成标语立在蛇口。有人认为太大胆，标语几度被拆，又几度重新竖起。它表达的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对旧有办事节奏的直接挑战。
用人制度也随之改变。蛇口早期部分干部来自传统系统，有些人缺乏外贸、金融和现代企业知识。袁庚便提出通过考试招聘人才，还亲自到清华大学寻找青年学生。那时的蛇口名气并不大，愿意南下的人，往往要承担不小的未知风险。
干部能上不能下，同样被他视为问题。蛇口曾尝试通过无记名投票和信任投票评价干部，推动干部任用摆脱“铁交椅”。工资、劳动和岗位管理也逐步改变，个人收入更多与能力和贡献挂钩。
有意思的是，蛇口的改革并不只体现在厂房和码头上。1988年，蛇口青年与外地专家围绕财富、劳动和价值观发生争论，言辞相当尖锐。有人担心争论影响声誉，袁庚却明确表示：“可以不同意，但不能因为说了不同意见就追究。”
这场争论后来被称为“蛇口风波”。它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蛇口已经形成了一种公开讨论问题的氛围。袁庚看得很清楚，经济体制变化，必然会带来观念碰撞，若连不同意见都容不下，改革也难以深入。
视察蛇口当天，袁庚向邓小平发出邀请：“首长，请到‘海上世界’坐坐。”这艘由“明华轮”改造而成的船，既是餐饮和住宿设施，也是蛇口开放形象的一部分。邓小平登船参观，并为“海上世界”题写了这四个字。
这次视察之后，蛇口获得了更明确的支持。此前围绕特区道路的疑虑，随着现场看到的港口、工厂和管理变化，逐渐有了答案。到1992年袁庚离开招商局时，招商局资产规模已显著增长，蛇口也从荒滩逐步发展为具有港口、工业和生活设施的现代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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