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56年9月，天京城内，洪秀全、韦昌辉、杨秀清与石达开之间的权力裂缝，终于变成了刀兵相向。几天之内，东王府血流成河，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一批骨干彼此残杀，这场事变后来被称为“天京之变”。
事情并非突然发生。太平军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凭借“天父下凡”的宗教权威，逐渐掌握军政大权，甚至可以借天父名义训诫洪秀全。东王府的权势越过其他诸王，早已令不少人感到不安。
洪秀全表面上退居深宫，实际却一直在寻找削弱杨秀清的机会。韦昌辉握有兵权，石达开在军中颇有威望，二人都成了制衡东王的重要力量。换句话说，天京之变不是单纯的个人冲突，而是最高权力失去约束后的集中爆发。
1856年8月，杨秀清提出“逼封万岁”，要求洪秀全加封自己。这件事触动了洪秀全最敏感的底线。洪秀全随即密令在外的韦昌辉回京，又派人召石达开返城。命令很隐秘，执行却十分仓促，几方势力都没有留下缓冲余地。
韦昌辉在9月初赶回天京，立即率军袭击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属、部属遭到杀害，东王一系很快瓦解。问题在于，韦昌辉并没有停手。凡是与东王府有牵连者，许多人也被卷入清洗，城中军民受到牵连，死亡人数在不同史料中记载不一，但惨烈程度毋庸置疑。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韦昌辉并不是单独发动这场政变，洪秀全是决策者之一，石达开也并非事前毫不知情。洪秀全想借韦昌辉之手除掉杨秀清，却没有准备好事后如何收束；石达开远在前线，态度同样存在观望成分。
韦昌辉入城后，曾有人劝他收兵。韦昌辉却说：“东王党羽不除，后患无穷。”石达开回到天京后则质问：“奉诏诛逆，何至于牵连无辜？”这几句对话未必能够逐字核实，却反映出当时各方的政治立场：一个担心报复，一个试图借机占据道义上风。
石达开返京后，公开指责韦昌辉滥杀，并要求洪秀全处置秦日纲、陈承瑢等人。韦昌辉由此认定石达开要联合洪秀全清算自己，竟派兵攻打翼王府。石达开逃出天京，其家属和部属却遭到杀害。到了11月，洪秀全发动反击，韦昌辉被处死，天京之变暂告结束。
从直接后果看，韦昌辉造成的破坏极其严重。他不仅杀死了杨秀清，还摧毁了太平军早期最有组织能力的一批将领。更要命的是，洪秀全从此对诸王和将领产生深深戒备，天王府与前线将领之间的信任几乎断裂。
但韦昌辉的灾难主要集中在天京之内，石达开的出走则改变了太平天国后续的军事格局。1857年，石达开因与洪秀全兄弟之间的矛盾加深，率部离开天京。此时的翼王并不是普通将领，他拥有独立的部众、丰富的作战经验和相当高的军中声望。
石达开离开后，太平天国失去了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主力，也失去了一位可以牵制清军的重要统帅。此后，他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地，虽有多次作战，但始终没有建立稳固根据地。与此同时，天京及皖北、江西等地的防务压力明显增加。
九江失守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湘军围攻九江期间，守将林启荣苦撑多时，最终于1858年5月19日战死。石达开当时已有自己的军事安排，未能形成有效援救。把九江失守全部归咎于石达开并不准确，但他的离开确实让太平天国难以集中兵力应对湘军反攻。
李秀成后来把石达开出走列为太平天国的重大失误，原因不只是少了一名名将，更在于内部由此形成了难以弥合的裂口。石达开带走的部队，既没有回归天京，也没有成为新的稳定力量，太平天国因此出现两支力量相互脱离的局面。
若只看一城一日，韦昌辉的滥杀显然更直接、更血腥；若考察几年之后的军事走向，石达开的出走造成的影响更深。前者毁掉了太平天国的政治信任，后者削弱了它继续作战的实力。1856年的天京城中，韦昌辉用刀切断了同盟；1857年之后，石达开则带着一支主力离开了这个已经失去信任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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