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解密八年幕后：安妮·卡森这样走进中文世界

10月8日晚，瑞典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

诺奖通知电话打来时，76岁的安妮·卡森正在冰岛静听风声。数次来电被她挂断，接到确认电话的她颇感意外，直言“我觉得他们都疯了”。

这也符合她素来的形象——在有限的公开资料中，读者们发现她不大用电脑写作，不喜欢别人打听她的生活，甚至要求出版方在作者简介处只写一句话：“安妮·卡森，出生于加拿大，以古希腊语为生。”

而就是这样一个把自己藏得很深的人，竟在中文世界早已有了相当数量的知音。

诺奖落定之际，凤凰传媒副总经理袁楠与译林社责编张睿分别接受现代快报记者专访，揭开译林社与安妮·卡森长达八年的静默深耕。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学双向奔赴，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为什么是安妮·卡森？

在古典与先锋的缝隙里补白中文世界

2021年1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俄耳甫斯诗译丛”推出《安妮·卡森诗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这是中文世界首度引进安妮·卡森的代表作。

自2018年开始，八年间，译林社已陆续买下她六种书的版权，成为中文出版界拥有安妮·卡森作品版权最多的出版社。

此番对于安妮·卡森的获奖，袁楠并不意外。“我认为她在当代文坛中卓尔不群，是一个不可以被取代、被忽视的诗人。”

她表示，其文字的魅力正在于古典与先锋的并存。“她作为一个诗人，用当代的感受去体验古典文本，再用古典时代的智慧来洞察当今的人。”

袁楠告诉记者，安妮·卡森身上有一种文学的跨界写作、跨体裁写作的趋势，既具女性特质，又充满现代性追求。在她看来，安妮·卡森的写作本身就可以看作一场持续的文体实验：

刻意打破体裁边界，将诗歌、日记、历史、纪实、小说以拼贴的方式融合，再用材料搭建出完整的精神景观。她的文字纤瘦、硬朗、黠慧，刚与柔、古典与新锐，浑然一体。

这也恰恰是最吸引张睿的地方，“用古典重新回应现代人的爱、痛苦、欲望，这种跨文体的先锋性，是非常稀缺的文学资源。”因此在选择作品时，她从诗集、随笔集、文集和跨界实验作品等门类中都选择了相应品种，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选目结构。

“安妮·卡森的作品就像一个内藏各种奇妙玩意的盒子，‘好玩儿’，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张睿说，对编辑来说，“如何把这种丰富性传递出来，则是最重要的考量”。

译林社对安妮·卡森的这份珍重，在大洋彼岸早有知音。在英语世界，哈罗德·布鲁姆称她为“在世诸天才之一”，苏珊·桑塔格说“我会读她写的任何东西”，艾丽斯·门罗读完《红的自传》后感叹：“多年来，我未发现其他任何作品能如此令人惊叹。”

袁楠也强调，之于名人光环，他们最重视的还是安妮·卡森本身的文学分量。“她就是一个如此独特的存在——这一点，与得不得奖无关。”

怎么进入中国？

一次令人措手不及的报价，和一场翻译的硬仗

安妮·卡森曾在多个场合引用过屈原的诗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她还写道：“在我的生命中，水浊之时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日子，然而我一直在写作、观察、捕捞，期待着水清之时。”屈原的这句诗，恰与她的写作姿态形成了某种隔空呼应。

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在2018年的中文世界，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恰恰契合了译林社“俄耳甫斯诗译丛”的核心定位——填补中文世界尚未充分发掘的现代诗歌版图。

版权拿下得异常顺利。张睿至今记得那个日子——2018年3月30日。那天，她的一位朋友刚好在美国参加了安妮·卡森的诗歌公开课，给她发来几张照片。

还没等她回过神，“没一会儿，我就收到了版权部的邮件：外方代理已经接受《红的自传》《丈夫之美》的报价，我们拿下了版权！”

但引进的难度，远超普通诗集。

“她的翻译确实非常难，安妮·卡森对文本和封面的要求都很高。”袁楠谈到，同期也有其他出版社买下安妮·卡森的单部作品，但迟迟难以推进翻译。

张睿解释了难在哪里：安妮·卡森的文本，“表层是诗歌，文本内部藏着大量古希腊文本、残篇、哲学、艺术等概念；她的行文时而克制抒情，时而带有学术思辨，两种语气要同时保全”。译者既要吃透古典背景，又要捕捉她“轻盈、锋利又带着戏谑的语感”。

最终译林社选择由诗人黄茜担纲翻译。张睿说，黄茜“本身既是诗人，又具备充足的外文阅读与文本理解力，对诗歌语感非常敏感”，而“诗人译诗，一直是诗集译者遴选时的重要标准之一”。历时数年打磨，才让这位隐居的诗人以完整的面貌和中文读者见面。

张睿还透露了一个令她印象深刻的细节。最初，编辑部想按照常规诗集的形式，把《红的自传》《丈夫之美》合到一个集子里，书名叫《安妮·卡森诗选》。

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安妮·卡森的强烈反对。她认为每部作品都是独立的个体，应该独立存在。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结构：两部作品单独存在。她对这一形式很满意，并高度称赞了封面设计——她对封面呈现的要求很高，甚至写进了版权条款。

更微妙的难题在于：安妮·卡森不愿谈私人生活，但出版又必须让读者理解她。译林社的策略是——作者本人的生活，选择“不说”；作品内部的文学世界，要适度“说”。

“语言是隐藏的机制，安妮·卡森希望读者直接面对文本，而不是面对一个被媒体塑造出来的作家形象。”张睿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搭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通道，不制造作者人设，只呈现她的文字。”

屡“中”诺奖的背后

“不打无准备之战，也不打纯粹的功利之战”

获奖之夜，张睿的感受复杂而具体。“大奖落定的当晚，译林出版社外国文学部的几位同事进入了疯狂加班的状态，有两位编辑放下手头的事情赶赴公司，准备宣传物料、推进加印。”

开心的是，安妮·卡森终于拿了诺奖——“虽然这对瑞典文学院而言也是一个颇有挑战的选择”。发愁的是，“还有几本她的书尚在编辑中，还未出版。因为每本书的体裁不一样，难度却一样，所以编辑出版的速度没有其他书那么快”。这是所有安妮·卡森作品编辑共同的“体感”。

与此同时，“译林社又押中诺奖”的说法也迅速传开。而在袁楠看来，这并不是“押奖”的结果，更像是着眼世界的顶尖文学布局与诺奖评选的自然碰撞。

“我们最初的想法，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押宝诺贝尔奖，但经常会产生这样的碰撞。”她梳理了译林社近二十年的诺奖作家引进史：

早在奈保尔、J.M.库切获奖之前，译林社就已买下两人作品的版权；2013年，译林社提前签下加拿大短篇小说家爱丽丝·门罗的作品，同年门罗斩获诺奖；2016年启动洽谈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的版权，彼时福瑟在中文世界极为冷门，2023年福瑟获奖；2025年诺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其代表作《撒旦探戈》同样是译林社早年引进的作品。

“中文世界缺少什么？中文世界需要什么？我们愿意把这样优秀的、历经时间淬炼的内容补白进来。”袁楠说，译林社从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共识：过去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因为某些因素，很多西方文学史上的明珠被遗漏了。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出版社的使命，是把这些被遗落的世界文学经典带到中文读者面前。

这种“啃硬骨头”的传统，在译林社的出版史上常常可见：从建社早年《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到并不好读的《万有引力之虹》《比利时的哀愁》《维吉尔之死》《撒旦探戈》，再到戴从容老师耗费18年译完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这些被视为“天书”的作品，或许不是最畅销的品类，却是文学出版的压舱石。

“读者现在也越来越尊重这种啃硬骨头的劳动。”袁楠说，即便是拉斯洛、安妮·卡森这样的小众纯文学作品，市场反馈也在稳步提升。“我们出版者不光是图书的编辑加工者，不光是拥有一张书桌伏案工作，还要更多去抬头看世界，看趋势和走向在哪里，读者可能需要什么。”既要往后看文学史上的价值，也要往前看用户未来的需求。

“不打无准备之战，也不打纯粹的功利之战。”袁楠用这句话总结了八年深耕的底色。所谓“押中”诺奖，绝对不是运气，而是对长期主义的犒赏——当一个出版社坚持专业、坚持内容、坚持把最好的文学带给读者，奖项会在某个时刻，与努力撞个满怀。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图片来源：译林出版社、无锡新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