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善事干吗要报备”，有团体称因官方报备要求太严格，直接放生两万条鲮鱼；网上代放生开价69元一对鲤鱼；记者暗访放生乱象，多方发声

周末清晨，广州荔湾花地河边已经聚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放生团体。当运送水产的车辆抵达现场后，放生团体纷纷将荷花鲤、鲮鱼、泥鳅、田螺等水生动物投入河中。在参与者看来，这是一次善举；但在这幅热闹景象背后，却藏着生态安全的隐忧。

放生活动在我国历来有之。当放生物种从本地鱼虾变为来源复杂的外来物种时，传统活动正与现代生态保护要求发生激烈碰撞。

施行已近两个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以及“禁止向开放水域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外来种、杂交种等水生生物”。农业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也要求，单位和个人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的，应当提前15日向县级以上主管部门报告，接受监督检查。

但南都N视频记者多次调查发现，即使在官方指定点位，无报备放生仍是常态，放生物种中混有禁止放生的外来物种；非指定区域进行的放生活动同样活跃，社交媒体上还存在代放生的引流。有法可依的监管，为何在现实中难以完整落地？

提前报备制度“悬空”

流程门槛易卡住老人

“我们在做善事，干吗需要报备？”在广州市番禺区海鸥岛，一位正在放生泥鳅的老人被问及是否报备时，这样反问记者。在白云区流溪河边，一对中年夫妇放生了一桶黑鱼后表示，中元节放生是他们的习惯，“既然区里设了专门放生点，来对地方直接放就行了”。

2023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内首部专门规范野生动物放生的地方性法规《广州市野生动物放生管理规定》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放生野生动物，放生须提前三个工作日将物种图片、种类、数量、来源等信息上传至野生动物放生信息管理平台，由区林业或农业农村部门反馈是否适合放生，并给予科学指引。放生活动也需在划定的放生区域进行。

南都N视频记者近期暗访荔湾、白云、番禺三区的水生野生生物放生点发现，现场放生团体和个人大多没有遵守提前报备的要求，不少小型放生团体和个人对法规更是全然不知。即使广州已将报备要求优化为仅需提前三个工作日，但放生事前报备的制度仍未能产生足够的规范作用。

小希（化名）所在的团体是荔湾区水生野生生物放生点的常客。他直言，当天准备放生约两万条鲮鱼，但因为“官方报备要求过于严格，难以通过审批”，他们选择直接放生。

荔湾区水生野生生物放生点放生鲮鱼的人群。

另一个团体组织者小亮（化名）的说法则前后矛盾。记者首次以参与者身份询问时，他含糊表示“有报备”，让记者不必担心。但当记者第二次暗访时，小亮却改口：“这种事没什么人管，哪有什么人查。”

此外，也有小部分团体为了规避广州的放生监管而选择转战外地。在佛山市顺德区云鹭湿地公园组织放生活动的阿萍（化名）声称，当地对放生活动管理更松，只要不放外来物种即可。

有人在佛山市顺德区云鹭湿地公园放生大闸蟹。

更深层的梗阻还在于流程门槛。记者实测发现，报备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穗好办”App查询“水生野生动物放生咨询”事项，下载打印申请表并手写签名后，方可进入咨询报备流程。对于参与放生的中老年群体而言，这一数字化门槛并不低。

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儒亮认为，报备环节过于烦琐，而参与放生的主体大多是中老年人，对数字化工具使用有限。“许多放生人士并不知道去哪里报备、通过什么渠道报备。这也说明执法部门没有把普法工作做完善。”他建议报备程序应进一步简化，“如果只需要在小程序上简单填个表、在线签个字，市民就不会觉得这是个麻烦事。”

记者梳理发现，空有报备与定点制度，实际对放生行为失管的现象并非广州独有。2025年，有媒体披露北京市“打游击”式放生屡禁不绝。放生者自称每周都要更换放生地点，“几乎找遍了北京的大小河流，像打‘游击战’。郊区的河流开阔，还能避开执法人员的检查”。被问及是否知道政府公布了定点放流平台，他们均表示没听说过。

外来物种被当成本土鲮鱼投放

失管放生变“开盲盒”

不按流程报备即放生，并非只是“不守规矩”。在缺少科学指导的情况下，放生团体容易误放外来物种，进一步导致生态问题。

以小希所在的团体为例，虽然该团体声称为避免放生外来物种而选择鲮鱼鱼苗。但在鱼苗运抵现场后，记者发现这些鱼苗外观与珠江流域的本土物种土鲮相差甚远，尤其是鳃盖后方没有土鲮特有的蓝色斑纹。

一袋待放生的南亚野鲮鱼苗。

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卓诚通过现场图片辨认后表示，小希等人实际投放的是南亚野鲮，又称露斯塔野鲮。根据《广州市水生野生动物放生指引（试行）》，露斯塔野鲮属于禁止放生的外来水生野生动物。

而鲤鱼、鲫鱼、黄鳝、泥鳅等常见放生物种也存在问题。周卓诚解释，市场上采购到的鲤鱼、鲫鱼大多为人工改良种群，容易对野生种群造成基因污染；放生的泥鳅基本为人工养殖的大鳞副泥鳅，不仅同样带来基因污染，还会强势挤占同一生态位的本土物种真泥鳅的生存空间。

他特别提到，目前市面上购买的黄鳝有可能是东南亚引种的山黄鳝，并非本土的黄鳝，有可能带来入侵风险。

有团体在荔湾区投放大量人工养殖的鲤鱼和鲫鱼。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以市民身份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向荔湾、白云、番禺三区农业农村部门提交放生咨询，拟放生物种填写“鲤鱼”。

其中，白云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回电明确告知，鲤鱼当中的锦鲤、荷花鲤等人工选育品种不得放生。“哪怕是普通鲤鱼，市场上也很难保证能采购到基因上没有改良过的。”工作人员建议记者可将拟放生物种改为同属鲤形目的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或广东鲂，同时还提醒，若放生鱼苗，还需由养殖场提供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材料。

由此可见，放生事前咨询报备的制度设计，理论上是可以防止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外来种、杂交种等个体。但只要放生者不经过咨询流程，这道制度的“防线”就被轻易绕过了。

监管追责双缺位

网上代放生开价69元一对鲤鱼

由于广州地区河网密布、湿地众多，因此除了官方指定的点位，非指定区域的放生行为同样不在少数，而这些区域基本处于监管真空。

在增城区新塘镇大敦派出所附近的东江边，组织者阿祥（化名）和十多位参与者放生了一批黄鳝、棕胡鲶、虎纹蛙和田螺。他表示，这段江岸也是放生团体经常活动的点位，“这边比较偏，管得没有市区那么严，也不怕鱼放下去再被人钓起来”。

增城区新塘镇的东江边，有放生人士往水里投放养殖蛙类。

而在社交平台上，过去半年来海珠大干围、番禺陈村水道、白云山能仁寺、芳村花地河以及南沙蕉门河等地点，均有人私自进行放生水生动物的记录，其中不乏罗非鱼、锦鲤、罗氏虾等不适合放生的物种。

社交平台上关于广州本地的放生记录帖文。

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对在自然水域放生泥鳅、锦鲤、乌龟、罗非鱼等水生动物的视频或图文内容并无明显限制。发布者IP地址涉及国内多个省份，有的内容还配上“日行一善”等标签。有部分发布者还以此引流，推广代放生生意，代放生业务定位包括广州的荔湾、增城，以及省内的佛山、肇庆、潮州等地市。

记者联系了一名开展代放生业务的博主。该博主自称在潮州市，可代放生鲫鱼、鲤鱼、黄鳝、田螺等。根据其提供的价目表，放生一对鲤鱼按大小收费69元或99元，50元可代放生5至10条黄鳝。该博主的微信朋友圈显示，其基本每日都有放生记录，其中不乏锦鲤等不适宜放生的品种。

自称在广东潮州开展代放生业务的人士在朋友圈晒出放生锦鲤的视频。

值得注意的是，代放生还一度成为直播的一部分。今年4月，有媒体披露有平台直播间对放生行为明码标价——打赏墨镜代放2只甲鱼，热气球代放10只，跑车代放24只，直升机则是60只。几分钟内，上百只甲鱼就被投入长江支流水系。

面对线上线下的“放生热”，监管力量不足、追责缺位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有农业部门基层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民间放生难管是因为活动多、辖区范围广，监管部门却人手有限。

2024年，白云区农业农村局有关工作人员曾就一起违规放生的线索回应媒体称，执法人员“基本上以批评教育为主，对于屡教不改或者性质恶劣的会进行处罚”。而目前，广州市也未有公布过依据《广州市野生动物放生管理规定》进行处罚的案例。

同年，有媒体报道，上海市苏州河因市民盲目放生出现大量死鱼，甚至一天内捞出1吨死鱼。报道亦指出，上海多个部门去年专门联合发文，规范公共水域放生活动，但收效甚微。有市民表示“想起来就放，这里都可以放”。

宋儒亮认为，现实中存在执法人员分辨物种能力不足的情况，“执法的前提是懂法规、知道执法对象是什么，现在市面上出现越来越多没见过的新种类，执法人员首先也要学会分辨”。

目前，少数地市已有追责先例。2022年，广西百色罗某某因放生清道夫被处以2.8万元罚款并责令限期捕回；2024年，几位老人在浙江杭州西湖附近水域将成桶的泥鳅放生，管理人员赶到现场进行劝阻，并在调查取证后对放生的游客作出处罚；2026年4月，福建厦门陈某某因擅自放生外来水生物种被处以1万元罚款。

专家建议：

重点管住组织者，规章名录需继续完善

如何通过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手段，让“善举”不再成为生态的负担？

周卓诚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物种资源之间的发展差异性角度进行剖析。他认为，与古代人们基本只能选择投放当地的原生物种不同，现代社会由于引种丰富、养殖业发展等原因，人们更容易接触到外来物种与本土物种当中被基因改良后的个体，因此才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

他还特别提到，虽然人们会对鳄雀鳝之类的外来物种加以重视，一旦发现便进行清理，但对如今华南水域造成事实入侵的罗非鱼（主要包括尼罗口孵非鲫、齐氏切非鲫、加利略帚齿非鲫）、麦瑞加拉鲮等物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针对执法资源有限的现实，周卓诚建议监管部门要重点关注组织者。“那些在社交平台上宣传及组织众筹的人，以及不懂科学还策划大规模放生的人，才是执法的重点。官方把‘领头羊’管住了，对下面的参与者自然就有一定的震慑效果。”

宋儒亮则表示，违规放生会带来生物安全问题，单纯依靠事后处罚难以管控，可以借助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学会、协会力量，并让老年志愿者参与引导。“如果能对一些老人家进行科普指引，再让他们以引导者的身份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宣传科学放生，这样既能让他们合规放生，同时做到科普宣传的下沉。”

荔湾区水生野生生物放生点内悬挂的标语。

他建议，在放生活动频繁的重点水域，完善监控设备进行常态化监管，若发现有违规放生的行为，应对其进行惩戒并适时公开案例，在一些放生活动频发的时间节点，监管部门更应该加强布控。

宋儒亮还呼吁，在现有地方立法基础上，广州应对放生野生动物的行为应进一步制定更完善的指引与规章，并持续更新禁放物种的名录。

管好这桶“放生鱼”的生态账本，这不仅是执法部门面临的一道试题，更是城市治理智慧的一次大考。

都市评：

市民放生变"放祸"，该先补课的是监管

在广州等城市，一批批以“做好事”为名的人们，将采购回来的鱼、田螺和青蛙投入江河当中，称其行为是“放生”。但调查发现，那些水生生物当中，混藏着不少外来物种或人工选育过的改良种，看似“放生”，实则对自然生态带来了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以及“禁止向开放水域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外来种、杂交种等水生生物”。在广州，《广州市野生动物放生管理规定》也要求，要求放生者在提前三个工作日报备，到官方指定地点放生。

然而，南都记者暗访发现，无报备放生仍是常态，有团体直言“报备要求过于严格，难以通过审批”。而更深层的梗阻在于流程门槛——报备需登录政务网下载申请表、手写签名后上传，这一数字化流程对参与放生的中老年群体而言并不友好。当制度设计与实际使用者的能力存在错位，“提前报备”便沦为纸面规定。

比“不愿报备”更令人忧虑的，是“不知报备”背后的认知盲区。有老人反问记者：“我们在做善事，干吗需要报备？”。而这种认知并非个例。

制度的设计并不是“一刀切”，而引导人们更科学地放生。毕竟，除了外来物种不能放以外，市场上采购的鲤鱼、鲫鱼等鱼类，往往与野生种群存在基因差异，看上去是“本地物种”，其实也未必适合放生。放生者怀揣善意而来，却可能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生态隐患。这种“好心办坏事”恰恰暴露了普法宣传的缺位。

放生或许是一种美好的情感表达，但善念需要以科学为前提，且绝不意味着放任自流。有法治专家建议，执法部门除了要将普法与执法工作做到位，及时处罚并披露一批案例以外，报备程序也应进一步简化，让市民觉得“在线填个表、签个字”就能完成。唯有让规范本身变得可及、可感，善意才不至于误入歧途。

此外，社交媒体上代放生的引流现象值得警惕。当放生被包装成一门明码标价的生意，生态风险便被交易逻辑所遮蔽。平台也应当承担起信息审核的责任，阻止这条灰色链条的延伸。

广州所在的华南地区，河网密布，气候适宜，此前因多种原因已有不少外来物种入侵自然水域；而当下养殖业的发展也带来日渐丰富的物种引进或改良。这提醒着广大市民，只有让每一份善意在科学、法治的轨道上严格安放，才能诠释对“放生”二字真正的尊重。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出品：南都广州新闻部

采写、摄影：南都N视频记者 陈卓睿 实习生 田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