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那些专找教员“麻烦”的特派员，后来是什么样的结局

1959年7月的庐山，由于一封信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中央尚未正式定性前，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如此氛围下，毛主席也回想起很多往事，他与周总理谈起党内历史时，就提及了很多斗争：井冈山时期的争论、中央苏区的分歧、长征路上的冲突等等。

主席对早期的特派员印象颇深，着重说了几个人，他们曾经都站在过主席的对立面，但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谁才是对的。

其实当年有好几位特派员一开始就是带着“找麻烦”的使命去的，他们各自的结局是如何呢

特派员很多时候并非一个具体的职位，而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因为有组织做背书，其权力大得吓人。

不避讳地说，革命早期大多数领导人对中国的形势都是不了解的，满心都是崇尚苏联的模式，以为苏联能靠夺取大城市获得成功，我们也可以。

但事实上，两国的国情天差地别，生搬硬套只会付出不必要的牺牲，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秋收起义局势不对后，果断带领部队转向农村，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他的做法为革命带来的希望，却不被当时的领导接受。

1927年1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罢免毛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一方面是将秋收起义失败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另一方面他们还是认为只有夺取城市才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为传达会议精神，对秋收起义余部进行“纠错”，1928年3月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井冈山。彼时根据地已经建立了一些基层政权，新发展出不少赤卫队，这是好的现象，但在周鲁看来属于“离经叛道”。

他觉得毛主席的做法太仁慈，应该坚决消灭一切敌对势力，怎么能妥协？而且革命队伍里为什么要吸纳原土匪武装？这对他来说，完全不可接受。

于是，周鲁对主席大加批判，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未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他还特别点名主席毛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撤销了主席前委书记职务。最尴尬的是，他将中央撤销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这让主席的身份一下就变得尴尬起来。几十年后，毛主席对此仍是耿耿于怀：

“临时中央政治局开除了我的候补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由于交通闭塞，又没有文件，传到井冈山便变成了开除我的党籍。党代表当不成了，不是党员，连党组织生活都不能过，成了一个红军队伍中的‘民主人士’。后来才说传错了，不是开除党籍，这才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

因为周鲁特派员的身份代表了中央，没有人能提出异议。而周鲁掌握大权后，立即执行他所想的那一套，先带着部队去支援湘南暴动，等获得湘南革命力量支持后再去打大城市长沙。

部队抵达酃县后，由于湘南情况不明，毛主席不愿贸然前往遭受损失，于是借口在当地整训部队，趁机发动群众。在酃县，毛主席看到了中央文件，澄清了“开除党籍”的误传，于是他重新掌管了部队，并返回井冈山。

周鲁对此非常气愤，不愿再到井冈山去，就带着湘南特委机关的七八十人继续往南走，当他们行至安仁、耒阳交界的双排山时，遭到敌人伏击，周鲁当场被两颗子弹打中穿透胸膛，他牺牲前高喊“革命万岁”，也是挺壮烈的。

自古以来，国人对殉职殉国都会高看一眼，虽然周鲁先前有不对的地方，但他最后的举动倒是在证明，他只是方法有误，思想并没有问题。

周鲁牺牲后，组织跟井冈山的联系暂时断绝，最后一次获悉信息，还是朱毛已经会师。上级迫切想要了解朱毛的发展情况，特派杜修经前去联络。

杜修经最开始去了两次，都是在南坑就被民团拦住，其中一次还被敌人抓住，幸好趁敌不备逃了出来。直到5月底他第三次上井冈山，才得以成功。

这第一次会晤还是比较愉快的，主席陪同杜修经视察了一遍根据地，部分机密文件也拿出来看。本来主席是希望用这些实际的不容易打动对方，但没想到杜修经越看越不以为意，觉得在农村发展没有前途。

所以他回去后，进行了一番带有偏见的汇报。而省委根据这些错误的信息，进行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井冈山根据地的条件太差，不足以支撑后续的革命，要求红四军向湘南转移。

1928年6月底，杜修经与省委派遣的书记杨开明再度上井冈山，只是这次气氛就非常紧张了，杜修经传达省委指示后，毛主席愤怒地进行反驳。结果杜修经、杨开明根本不听，接着还宣布撤销毛主席湘赣边区特委书记职务。

这个命令让众人都非常困惑，主席立即给省委写信申诉，但是还没等有结果，国民党就向根据地发起了进攻。几位根据地的创建者只好先去率部御敌。

也是在此时，29团出乱子了。29团大部分都是湘南起义后加入革命队伍的，杜修经说要打回湘南的消息传开后，他们非常支持。正逢敌人来袭，井冈山危急，29团中一部分人就提议立马动身，得到了响应。

朱老总听说后立即赶去劝阻，但特派员的命令更大，杜修经和杨开明支持29团的行动，部队终于还是开拔了。

29团很快抵达郴州，这里本来只有敌人一个师，我军顺利攻入了城中。没想到的是，敌人很快搬来了三个师的救兵，29团反而被层层围住。经过一番苦战，29团被击溃，指战员非死即逃，红四军瞬间就损失了几乎一半的兵力。此事发生在八月，后来便称为“八月失败”。

29团的惨状引发了连锁反应，一些人因此对革命丧失信心，像28团的2营营长袁崇全就想带着麾下6个连叛变。虽然最后此人没有成功，但前去劝阻的28团团长王尔琢却不幸牺牲。

一个特派员，毁掉了一个具备元帅资历的战将，还差点让井冈山根据地四散。毛主席对此极为痛恨，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文里，就点名批评了杜修经（5次）、杨开明（3次）。

引发这一系列悲剧的杜修经，后来的经历也比较奇怪，还两次脱党，甚至建国初期都不是党员，直到1985年才又重新入党。

2007年11月杜修经去世，终年101岁。他去世前，也还没有放下往事，嘴里念叨着：毛主席批评得对，我应该对八月失败负主要责任，若不是我刚愎自用，王尔琢完全可以避免牺牲。

1929年初，由于国民党接连发起联合“会剿”，加上井冈山根据地确实难以负担日益增多的红军，毛主席和朱老总便率领主力转移，没多久又成功在瑞金一带开辟根据地。可就在这时，刘安恭作为中央特派员，携带中共六大文件和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来了。

刘安恭的履历更加显赫，曾在德国留学，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参加旅欧革命活动。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组织派往苏联留学。

他是喝过“洋墨水”的，对苏联那一套更为信奉，所以他到了红四军后，做法更加粗暴，第一件事就是夺过了毛主席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同时还成立临时军委，由他本人担任军委书记，成为红四军的掌权者。

客观的说，刘安恭军事能力还是不错的，率领红四军多次打胜仗，在部队里也有一定威望。但他坚持攻打县城，与毛主席等人意见相左。

1929年5月，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被罢免前委书记职务，失去权力的他只能到闽西养病。

到了10月，刘安恭率部队在粤西永定与大埔交界的石下坝遭遇强敌，身负重伤而牺牲。

此事让朱老总很伤心，他也意识到毛主席不在，事情根本没办法运转起来，所以又派人将毛主席请了回来。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毛主席重新当选前委书记，会后他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第一次详细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军事路线。

刘安恭其实也是个不错的将领，军史对他评价不低，只可惜他过于迷信苏联模式，最后白白牺牲了自己。

其实细看下来，这三位特派员也并非坏人，主要是在革命摸索阶段，选择错了方式。

而所谓的正确路线，并非谁拿着中央文件、谁去苏联留过学就可以决定，它需要用实践去证明，需要符合我们自己的国情。

这三位特派员的出现，从某种程度来讲，也是在为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做铺垫者，正是因为他们错误路线的失败，才印证了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