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之始

重庆忠县白公祠内的白居易塑像。图据新华每日电讯 余鸿 摄

眉山三苏祠内的苏轼塑像。图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长江绕城东流，重庆忠县老城依山而建。东坡花园镶嵌在错落的山城街巷深处，闹中取静，清雅温润。千余年前，白居易担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期间，亲自在城东坡地开荒种树、栽花，闲时在此休憩、看花，写下《东坡种花》《步东坡》等名篇。如今的忠县东坡花园，循着白居易的诗句修缮复建，园内东涧蜿蜒，叠石成趣，垂柳依依，杜鹃灼灼，桃、杏、梅、木莲次第排布。
　　这方雅致的山水秘境，藏着一段跨越200余年的文脉传奇。世人皆知宋代“东坡居士”苏轼，却少有人知，世间首个“东坡”始于唐代忠州，始于白居易。东坡，由白居易定名耕耘、勤政润民，后被苏轼追慕，承袭为号。
　　两座东坡，两代文豪。白居易赋予“东坡”之名，苏轼升华“东坡”之魂，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成就中国文学史上“两代文豪，共守一名”的千年文脉。

贬谪江州“量移”忠州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春，白居易由江州（今江西九江）乘船溯长江而上，穿越三峡抵达忠州，上任忠州刺史。
　　48岁的他，人生已过半，刚刚结束在江州的贬谪生活，但仍处于一生中最失意的岁月。
　　被贬到江州之前，白居易的仕途可谓顺风顺水：29岁进士及第，先后任校书郎、盩厔县尉、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是皇帝身边最敢言的谏官。
　　他凭着一腔热血，上书劝谏皇帝减免赋税、抑制宦官、裁汰冗官，还创作《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喻诗，以诗歌为民发声，抨击权贵、宦官、藩镇。
　　列举几首便知这些作品的“锐度”——《重赋》揭露两税之外苛捐杂税盘剥农民；《伤宅》讽刺权贵大兴豪宅、挥霍无度；《卖炭翁》抨击宦官低价强夺百姓炭薪；《新丰折臂翁》批判穷兵黩武、边疆征战祸害百姓……
　　天有不测风云。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镇刺客刺杀，满朝官员不敢发声，白居易率先上书急请抓捕凶手、严惩藩镇，权贵、宦官借机罗织罪名，攻击他“越职言事”。另外，白居易之母因赏花坠井而死，政敌用他的《赏花》《新井》等诗诬陷其“不孝”。唐宪宗一纸诏令，将他贬为江州司马。
　　从繁华的长安到寂寥的江州，从意气风发的谏官到有职无权的江州司马，这是何等重大的打击！
　　元和十一年（816年）秋夜，白居易送客于浔阳江头，遇到与他经历相似的琵琶女，她的遭遇刺痛了白居易的心。
　　她的失意，不正是他的失意吗？她从长安流落到江州，不也正是他的人生轨迹吗？白居易“掩泣”写下千古名篇《琵琶行》。
　　三年的江州岁月，他看清了世事浮沉，读懂了人生进退，感悟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真谛。
　　元和十三年（818年）冬，白居易获“量移”优待，由江州司马升迁忠州刺史，并于次年春天抵达忠州上任。

勤政为民东坡种花

　　这是白居易人生中首次担任执掌一州的地方主官。
　　忠州是荒凉、贫困的。他的诗里多次提到“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畬田涩米不耕锄，旱地荒园少菜蔬”。
　　白居易在忠州的生活清苦。他在给好友元稹去信时附诗描绘忠州的境况是“衣缝纰颣黄丝绢，饭下腥咸白小鱼”，缝衣服用质量低劣的次品黄丝绢，下饭用腥咸的白小鱼。
　　白居易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他在《忠州刺史谢上表》中对宪宗皇帝宣誓：“誓当负刺慎身，履冰励节，下安凋瘵，上副忧勤，未死之间，期展微效。”尤其是“负刺慎身，履冰励节”，表明了他勤政廉洁的信念。
　　他劝农务本、减负惠民，轻徭薄赋、省事宽刑，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看到忠州山水适宜果蔬种植，他沟通外地州县，引种荔枝、优质柑橘种苗，带头开荒拓土、躬身栽种，让贫瘠土地生出四季物产。
　　针对忠州“更无平地堪行处”的闭塞困境，他牵头开山修路、架桥便民，修整山间驿道、疏通溪涧水系，修通后世相传的“白公路”。
　　政务之余，白居易偏爱溪涧清冽、视野开阔的城东荒坡，开荒培土，种下花草树木。在《东坡种花》一诗中，白居易写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
　　从此，忠州的城东荒坡，有了专属的诗意名号“东坡”，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东坡”二字，并成为专属文学意象。
　　东坡，成了白居易的精神家园。他喜欢工作之余到这里来欣赏花草、放松身心，甚至有时会整日待在东坡，沉醉于美景不愿离去。在《东坡种花》中，他写道：“巴俗不爱花，竟春无人来。唯此醉太守，尽日不能回。”
　　时光匆匆而过，白居易即将离开他工作生活近两年的忠州时，尤其不舍的就是他手植在东坡的一草一木。
　　白居易在《别种东坡花树两绝》诗中写道：“楼上明年新太守，不妨还是爱花人。”
　　元和十五年（820年），白居易奉诏离开忠州，回到长安任职。此后，白居易任司门员外郎、杭州刺史、苏州刺史、东都洛阳分司官、刑部尚书等职，晚年定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

苏轼寻访一生慕白

　　200余年后，一位年轻人来到忠州，寻访白居易的遗迹，向自己的偶像致敬。
　　这位年轻人，叫苏轼。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23岁的苏轼与弟苏辙，随父苏洵沿长江水路出蜀赴汴京，途经忠州。听闻白居易当年在此担任刺史，特意登岸寻访。
　　乐天早已远去，东坡草木几经枯荣，但这片土地沉淀的精神基因，深深烙印在苏轼心中。青年苏轼凭栏怀古，与200余年前的白居易进行了无声的精神对话。
　　终其一生，苏轼皆仰慕白居易，将乐天奉为精神前贤，大量史料足以佐证。
　　苏轼多次在诗词中直抒敬仰之情。在忠县东坡花园的慕白轩，壁上镌刻白居易忠州东坡的诗篇，旁侧陈列苏轼遥慕乐天的诗句。比如苏轼在《赠写真李道士》中写道“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在《赠善相程杰》中写道“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在《送程懿叔》中写道“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在《去杭州》中写道“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在《入侍迩英》中写道“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并自跋：“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万年闲适之乐。”
　　苏轼许多经典名句受到白居易作品启发。他读了白居易的“花非花，雾非雾”，写出了“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的名句；受到白居易《惜牡丹花》“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的启发，吟出了《海棠》中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里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即化用白居易《初出城留别》“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的人生哲思。
　　苏轼还在散文、书信中推崇白居易。他作《钱塘六井记》，记述白居易在杭州疏浚六井、惠民治水功绩，以乐天治民理念为自己理政标杆。此外，苏轼在尺牍书信中，常推白居易为唐代诗人标杆，是自己作诗、为官的榜样。
　　苏轼好友、北宋江西诗派诗人王直方在《王直方诗话》中说“苏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之为人”。南宋官员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中也写道：“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
　　二人跨越唐宋两代，书写出“异代相逢成知己”的佳话。

惺惺相惜自号“东坡”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震动朝野。
　　因诗文被新党断章取义、罗织罪名，苏轼蒙冤入狱，侥幸保全性命，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仕途跌入谷底。
　　从朝堂名士、文坛领袖，沦为戴罪贬官、闲散罪人，这是苏轼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失意、落魄、迷茫，一如当年贬谪江州、履职忠州的白居易。
　　初到黄州，苏轼俸禄停发，衣食拮据、境遇凄凉。幸得友人相助，为他求得黄州城东一片废弃坡地。他放下文人身段，褪去名士骄傲，亲自耕田、播种、除草，效仿白居易，于逆境之中安顿身心，于困顿之中坚守本心。
　　这片坡地不仅让苏轼一家老小衣食无忧，也成了他的精神家园。苏轼将其命名为“东坡”，搭建“东坡雪堂”作为休憩读书之所。
　　元丰四年（1081年），他正式取号“东坡居士”。从此，世间有了千古流传的东坡居士。
　　从古至今，学界对苏轼“东坡居士”名号来自于白居易多持肯定态度。
　　比如，南宋文学家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源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文学家洪迈在《容斋三笔》中说：“苏公谪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
　　当代古典文学名家陈迩冬也在《苏东坡诗词选》中明确提出，苏轼取号“东坡”，是仰慕、效仿白居易当年在忠州城东坡地垦荒种花的事迹，属于主动追步前贤。
　　岁月流转、山河更迭。千年风雨褪去了古坡的草木芳华，却沉淀下生生不息的东坡文脉。
　　如今，忠州故土之上，东坡花园焕然新生，兼济廊、独善轩、慕白轩三景呼应成趣，完整诠释着白居易、苏轼一脉相承的人生哲学。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赵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