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3年春，江苏南通，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穿着旧式长衫，独自走进了伪特务姜颂平的住处。他此行不是投敌，而是奉粟裕之命，去演一场足以让敌人深信不疑的“叛变”。
当时，日伪军正准备对苏中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清乡”。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一带地势平坦，缺少险要屏障，却是粮棉丰富的鱼米之乡。谁控制了这些地方，谁就能获得稳定的兵员、粮食和交通条件。
粟裕担任苏中军区司令员，深知这场“清乡”不能硬拼。苏中四分区的部队如果被迫离开通海五县，长期经营的群众基础就可能受到破坏，长江以南的十八旅也会陷入被动。
转机来自一个特殊身份的武装。通海自卫团名义上是地方自卫力量，实际上与新四军关系密切。团长汤景延曾任国民党军中校机炮营长，熟悉地方关系，也能与日伪人员周旋。正因为如此，敌人没有立刻把他视为新四军将领。
汪伪南通特工系统的负责人姜颂平，过去与汤景延相识。日伪军准备“清乡”前，他主动提出劝降汤景延，想把这支队伍拉到伪政权一边。汤景延表面答应考虑，转身便把情况报告给粟裕。
粟裕没有简单拒绝，而是抓住敌人的心理，决定将计就计。他对汤景延说：“既然敌人想要一个投降的团，那就给他们一个，但枪杆子和人心不能丢。”
这不是普通的诈降。粟裕与陶勇、吉洛商议后，将通海自卫团与崇明警卫团合并，对外仍称通海自卫团，人数达到七百余人，整体打入伪军系统。如此规模的潜伏，在当时极为罕见，稍有疏漏，便可能造成整团覆灭。
为保证行动不失控，苏中军区派顾复生担任政工负责人，又安排沈仲彝协助掌握部队，并抽调三十名党员进入营、连、排等基层单位。部队表面上接受伪军番号，内部的党组织和指挥体系却始终保持完整。
汤景延向姜颂平提出的条件也很关键：部队建制不能拆散，仍由自己掌握。这个要求符合旧式军队长官控制部队的习惯，姜颂平没有多想，便给了一个伪军外勤警卫团的番号。
为了让“投敌”看起来更像真的，汤景延还安排了一次假战斗，制造出内部冲突的迹象。粟裕则让陶勇在附近摆出进攻姿态，甚至让根据地军民误以为汤团真的变节。消息层层传递，最终传到了延安。
1943年夏，八路军情报系统将“新四军一个团投敌”的消息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立即感到震动，因为此前我军很少出现整建制部队投向敌方的情况，更何况这支部队属于以善于机动作战著称的粟裕所部。
他随即致电陈毅，询问事情经过。很快，真相逐渐明朗：所谓“叛变”，其实是苏中军区精心设计的一次深入敌后的行动。毛主席得知后仍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七百多人集体潜伏，既要瞒过日伪，也要防止内部失控，难度远超一般的情报工作。
危险很快出现。李士群曾亲自接见汤景延，表面嘉奖，实则试探。日伪方面还要求验枪、分散驻防，并试图把伪方人员安插进部队。汤景延一面装作恼怒，维护独立建制；一面通过周旋和打点，保住了重机枪、电台等关键装备。
敌人把汤景延及其家属接到南通城，实际上是将其作为牵制手段。部队则被分散到十多个集镇。好在顾复生早已把党组织建到基层，各连仍有可靠干部负责，分散没有变成失控。
真正棘手的，是内部思想受到冲击。有人逐渐沉湎于敌占区的生活，甚至企图借机谋私。顾复生随即加强教育和审查，对可能危及全团安全的人员采取果断措施。另有三名士兵因不满伪军打骂而携枪出逃，所幸被及时找到，没有落入敌特手中。
经过数月周旋，汤团完成了侦察“清乡”计划、维持交通联系、转运物资以及争取伪军等任务。1943年9月，随着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苏中军区判断继续潜伏风险过高，便组织部队接应汤景延团返回根据地。
一场被延安误认为整团投敌的事件，就这样揭开了真实面目。它之所以令毛主席、周恩来和李克农都感到震动，不只是因为计谋大胆，更因为这场行动把组织控制、人员审查、情报传递和战场伪装，全部压在了同一根绳上。稍有一环松动，七百多人的命运便可能完全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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