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毛泽东在研读《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时,曾多次谈到诸葛亮的长处与局限。人们熟悉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注意到的,却是这位名相在用人、谋略和临阵决断上的缺口。
这并不是要否定诸葛亮。恰恰相反,只有把他从神话中请下来,才能看清蜀汉为何始终难以跨过统一天下的门槛。
诸葛亮出山时,刘备没有稳固地盘,兵力、粮赋和人口都远逊于曹操。赤壁之战后,刘备先后取得荆州部分地区和益州,至此才有了立足之地。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蜀汉政权正式建立。可蜀汉的根基并不厚,益州偏处西南,荆州又远在东方,两地之间隔着山川险阻,联络和增援都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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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隆中对”后来暴露出的现实难题。荆州与益州分据两端,理想状态下可以两路出兵,形成钳形攻势;一旦一处受袭,另一处却未必能及时支援。战略构想需要条件支撑,地理距离、运输能力和将领关系,都会把纸面上的优势变成沉重负担。
公元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水淹七军,一度声势极盛。可是,他与孙权集团的关系早已恶化。东吴索要荆州,关羽不仅拒绝,还以强硬言辞相对。吕蒙白衣渡江后,荆州迅速陷落,关羽退守麦城,最终被擒杀。
毛泽东谈到诸葛亮用人时,曾把关羽镇守荆州视为一个重要失误。关羽勇猛善战,对刘备忠诚,这些都是事实;但他性情骄傲,缺少处理复杂外交关系的耐心,同东吴合作的底线也没有守住。把这样一位将领放在蜀汉最重要、也最孤立的前线,风险本来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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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马谡身上。马谡熟悉兵书,谈论军略时颇有见地,诸葛亮因此对他寄予厚望。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命马谡据守街亭。马谡违背部署,舍水上山,张郃乘机切断水源,蜀军很快败退。
街亭失守,直接导致第一次北伐功亏一篑。诸葛亮随后挥泪斩马谡,并非不知道军法,而是说明他在识别人才时,较看重言谈和理论,低估了实际统兵能力。会说谋略,不等于能够在压力之下把军队带好。
有意思的是,诸葛亮并非完全不会用人。他任用蒋琬、费祎等人,后者后来成为蜀汉的重要支柱;他发现姜维有才,也愿意加以培养。问题在于,蜀汉人才本就有限,经不起关键岗位上的连续误判,更承受不起荆州这样的战略重镇丢失。
第二个缺点,是战略安排有明显局限。蜀汉要北伐,必须面对占据关中、陇右和中原腹地的曹魏。曹魏人口众多,粮赋充足,能够承受多线作战;蜀汉却只有益州一地作为主要后方,每次出兵都要翻越秦岭,运输困难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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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价“隆中对”时,曾指出荆州、益州相距遥远,分兵经营容易造成力量分散。对弱小一方来说,最忌讳的就是处处设防、处处用兵。蜀汉既想守住益州,又想控制荆州,还要从汉中向关中推进,有限兵力被摊在几条战线上,难以形成决定性优势。
诸葛亮北伐并非毫无成果。公元228年,他一度取得陇右数郡,天水、南安、安定等地发生动摇;但街亭失败后,蜀军只能撤回汉中。此后几次北伐,更多是以攻为守,牵制曹魏,改善蜀汉所处的被动局面,而不是已经具备一举灭魏的实力。
第三个缺点,便是临阵应变还不够强。诸葛亮长于后勤、组织和整体规划,治军严整,调度细密,这是他的优势。可战场并不是棋盘,敌我行动不会完全按照预案展开,主帅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判断变化,甚至推翻原来的安排。
街亭之战中,诸葛亮没有亲自到前线。毛泽东批注《资治通鉴》相关内容时,曾写下“初战,亮宜自临阵”。这句话的重点,不只是主帅应当鼓舞士气,更在于主帅到场,才能及时掌握地形、军心和敌军动向,避免错误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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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亭失守后,诸葛亮明显改变了做法。此后北伐,他大多亲自率军,营垒、粮道和进退安排都抓得很紧。毛泽东又批注道:“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这说明诸葛亮能够认识错误,却也从侧面证明,早期北伐确实存在指挥方式上的不足。
诸葛亮的悲剧,不在于能力太差,而在于他承担了超出蜀汉国力的目标。蜀汉缺少人口和粮食,荆州已经失去,夷陵之战又使刘备集团元气受损。诸葛亮接过的,是一个必须进攻、却很难长期进攻的政权。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享年五十四岁。蜀汉仍未突破关中,统一天下的计划也随之停在渭水一线。其一生留下的,不只是忠勤与才略,还有用人失察、战略分兵和临阵求稳这三道难以回避的历史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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