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3月，山东台儿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面对地图上的一处小镇，反复查看运河、铁路和道路走向。台儿庄看着不起眼，却卡在徐州东北方向，是日军南下争夺徐州的重要通道。
这场战役常被概括为“29万对3万”。这个说法并非完全错误，却容易让人误解。29万是第五战区投入徐州及其外围作战的部队总数，3万则大体指日军第5师团、第10师团部分兵力及其所属部队。双方并不是29万人同时围攻台儿庄城内的3万人。
徐州连接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日军若能控制这里，便可把华北与华中战场连成一片。台儿庄位于运河一线，是徐州东侧的屏障。日军急于推进，中国军队则必须争取时间，战役因此在一座小城周围迅速升级。
战斗的前奏发生在滕县。1938年3月14日，日军第5师团向滕县发动进攻，守军是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固守城池，面对飞机、火炮和坦克，只能依托城墙、街巷展开抵抗。
3月17日，滕县失守，王铭章殉国。守军付出惨重代价，却把日军主力拖住了数日。这个时间差极为关键，使台儿庄守军得以修筑工事、调集兵力，也让李宗仁能够重新安排正面与侧翼的防线。
东面的临沂同样不能丢。日军第10师团企图从临沂方向推进，威胁中国军队侧翼。庞炳勋部在当地坚守，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长途驰援，形成内外夹击。日军攻势受阻，原本准备展开的包抄行动被迫放慢。
有意思的是，台儿庄真正的激战，并不是一次整齐的会战，而是多个方向的牵制与突击共同形成的结果。3月下旬，日军濑谷支队逼近台儿庄，第31师师长池峰城指挥守军迎战。城内房屋密集，街道狭窄，双方很快陷入反复争夺。
日军凭借炮火和空中支援突破防线，一度占据台儿庄大部。中国守军退入残破街区，依靠院落、墙垣和交通壕逐段抵抗。池峰城曾对部下说：“城在人在，不能轻易后退。”这句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准确反映了守军当时的处境：退一步，徐州门户便会更加危险。
李宗仁没有急于把所有部队压进城内，而是等待外围兵力完成集结。4月初，汤恩伯部从南面和西南方向展开反击，孙连仲部继续稳住正面。4月6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切断日军部分退路。至4月7日，日军主力撤离台儿庄，战场形势发生逆转。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军队伤亡五万、日军伤亡一万多”的说法？关键在于统计口径不同。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字，常把滕县、临沂、台儿庄以及外围阻击战合并计算；日军数字则多来自不同部队的战报、战后统计和中方估计，彼此并不完全一致。学界对具体数字一直存在差异，不能把“五万”和“一万多”当作毫无争议的精确结果。
但伤亡悬殊背后的基本事实相当清楚。中国军队虽然兵力占优，却并未形成统一、现代化的火力体系。中央军、桂系部队、川军等力量共同作战，武器型号复杂，训练水平不一，重炮、装甲车辆和空中支援都明显不足。
日军在炮兵、航空兵、通信和协同方面占据优势。台儿庄一带多为平原，缺少可以长期依托的天然屏障，守军只能利用村镇建筑抵消火力差距。日军炮击后，步兵迅速推进；中国军队若要夺回阵地，往往只能依靠近距离冲锋和巷战，伤亡自然迅速增加。
通信问题也不能忽略。部分中国部队依靠电话线、传令兵甚至口头命令联络，炮火一开，线路很容易中断。前线部队有时已经改变位置，后方还在等待旧命令。相比之下，日军指挥体系更集中，火力调动也更及时。
“人多”并不等于“能够同时投入作战”。29万部队分布在徐州外围各处，承担阻击、运输、警戒和预备任务，真正进入台儿庄核心区域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日军看似兵力较少，却把精锐集中在突破方向，形成局部优势。
台儿庄的胜利，因而不是简单的兵力碾压，而是中国军队在多处牵制、坚守和反击下取得的局部胜果。它打乱了日军迅速夺取徐州的计划，也证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战役结束后，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中国军队的抵抗，国内抗战信心随之增强。
遗憾的是，台儿庄并没有改变徐州会战的整体走向。1938年5月，日军调集更大规模兵力发动新的攻势，中国军队为保存力量陆续撤出徐州。台儿庄守住的是一段时间、一处通道，也是一次重要的战场经验；而那场胜利背后的高伤亡，则清楚暴露出当时中国军队在装备、训练、通信和后勤上的沉重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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