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华。在西安、延安等地参观时，他没有急着谈军事装备，而是留意一个细节：不同身份的人谈起毛泽东，语气和答案竟然出奇地相似。
工人这么说，农民这么说，干部、教师和医生也这么说。他们常用一句朴素的话解释自己的工作：“毛主席教我们这样做。”这不是接待人员统一安排的回答，却在不同地方反复出现，令蒙哥马利颇感意外。
有一次，他向一名基层干部提出假设：“如果你是毛主席，会怎样改变公社？”对方沉默了片刻，回答说：“我不能假设自己是毛主席，所以无法回答。”
这句话在中国人听来，重点并不在于不敢设想，而在于一种特殊的政治心理：毛泽东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职位负责人，而是经过长期战争和重大决策检验的领袖。蒙哥马利熟悉英国的议会制度，在他的经验里，首相可以被批评，也可以被替代，普通人甚至能够设想自己成为首相。中国的历史环境，却完全不同。
近代中国长期处在内忧外患之中，革命不是一次会议便能决定方向的事情。谁能在危急关头提出办法，谁能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谁的威望才会真正沉淀下来。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正是在一次次成败对照中逐渐形成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遭遇严重挫折。城市武装斗争受阻，农村根据地受到围攻，党内关于道路和军事方针的分歧不断出现。毛泽东早期并非始终处于核心位置，甚至有过被调离领导岗位的经历。他的许多主张，也曾受到质疑。
转折发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部队在湘江战役中付出巨大代价。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重新审视了军事指挥和战略方向，毛泽东逐步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这里并不是简单的职位变动，而是一次用事实检验路线的过程。
此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连展开。毛泽东擅长从敌我力量、群众基础和战争条件出发判断问题，提出持久战、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许多决策在当时并非人人都能立即理解，但战争结果不断强化了这种信任。威望并非凭空授予，而是由风险、判断和结果共同铸成。
叶剑英曾谈到，党内许多领导人都各有所长，也都独立主持过工作，但长期斗争证明，毛泽东能够把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干部凝聚在同一目标下。彭真也回忆过类似心情：自己并非盲目相信任何人，可在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的判断常常经受住了实践检验。
周恩来对此说得更谨慎。他曾表示，对毛泽东的意见当然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但不能轻易反对，因为过去一些看似有争议的决定，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态度并非没有条件的服从，而是长期合作中形成的经验判断。
蒙哥马利还注意到，群众对毛泽东的拥护并没有排斥其他领导人。有人同样敬重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但当被问到“最拥护谁、最听谁的话”时，答案往往集中指向毛泽东。不同领导人的作用各有侧重，毛泽东则被视为决定方向的人。
有意思的是，蒙哥马利并没有把这种现象简单归结为个人魅力。他认为，毛泽东熟悉中国社会，强调干部必须接近群众，了解基层生活。对一个经历过革命战争、社会动员和国家重建的中国人来说，领袖的威望不仅来自讲话和职位，更来自共同走过的艰难道路。
在他留下的评价中，毛泽东“处理问题很实际”，对西方世界有相当了解，并且始终强调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蒙哥马利难以完全理解的，正是这种由民族苦难、革命实践和历史选择共同形成的政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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