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侵华日军逃兵，藏身中国长达72年，却干了件感动全中国人的事

2010年12月2日上午，济南，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太平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

十几个人静静地站着，对着中间那具遗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遗体很快被抬上一辆车，消失在济南冬天的街道里。这个被送走的老人，叫山崎宏。

如果你看到他的名字，大概会愣一下，这是个日本人。如果你知道他当年是干什么的，可能会更吃惊，他是侵华日军第10师团的随军军医。一个侵华日军，死后把遗体捐给了中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08年11月，山崎宏出生在日本冈山县。他家祖上三代行医，他自己也是个医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征兵。山崎宏家里有两个儿子，按规矩必须送一个去参军。

哥哥已经结了婚，是家里的顶梁柱。山崎宏站了出来：“我去。”就这样，29岁的他穿上军装，离开了那个盛产葡萄的家乡，以随军兽医的身份来到中国。第一站是天津塘沽。他以为自己是去给军马看病的。

可他看到的，是烧、杀、抢、掠。军队走到哪，哪里就是一片废墟。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干的事情。

山崎宏受不了了。“我看不惯军队烧杀抢掠，破坏别人的生活。”很多年后，他用一口地道的济南话，轻描淡写地说出这句话。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期间，山崎宏做了一个决定，跑！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偷偷摸摸地从军营里溜了出来。

当逃兵，被抓到是要枪毙的。但他顾不上那么多了。他记得山东半岛最东面离日本近，心想到了那里就有机会坐船回家。

身无分文，他就沿着铁路走，白天要饭，晚上赶路。这一路，他不敢跟任何人说话，一个日本兵，在中国土地上，被人认出来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沿路乞讨的中国老百姓，给了他饭吃，给了他水喝。走到济南的时候，山崎宏不走了。

“这里的人们给我饭吃，给我水喝。”他说。一个逃难的日本兵，被一群中国人救了下来。这个反差，刻在了他一辈子的骨头里。

留在济南后，山崎宏利用自己日本侨民的身份，在济南铁路局找了份看仓库的工作。

他永远记得，是谁给了他活路。有一次，三个中国劳工因为军用物资丢失被抓，眼看就要没命了。

山崎宏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日军说他私通八路，他不承认。在监狱里受了刑，他咬紧牙关不松口。

最后，三个中国人被救了。山崎宏也因为没有证据被放了。那三个人跑到他面前要和他结拜。他们的父母收他做了义子，还帮他张罗婚事。

很快，一个从唐山逃难到济南、带着孩子的女人，嫁给了他。山崎宏给女儿取名叫“山雍蕴”。他终于有了一个家。

1945年，日本投降。很多在华日本人陆续回国。山崎宏没有走，他选择留在中国。他在济南七里山开了一家小诊所。

诊所不大，几张桌子，一个药柜，但他终于可以重新拿起听诊器，干回医生的老本行。

山崎宏给穷人看病，不收钱。他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该免的费一分不少。

后来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再后来他进了当地的卫生院，吃上了公家饭。工资一直是83.6元。每次涨工资，他都跟院长说：“把机会让给别人吧。”

他一周工作六天，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到诊所，10点半离开，风雨无阻。看的是小儿疾病，腹泻、高烧、咳嗽、多动症。

济南的街坊们不知道这个笑眯眯的老头是日本人，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济南口音，穿着平底黑布鞋。

大家都叫他 “山大夫” 。有的人家，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都找他看过病。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他自己写的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

1976年，离开故乡近40年后，山崎宏第一次回到日本。他推开家门，看到的是自己的灵位和坟墓，亲人们以为他早就死在战场上了。

他亲手把自己的灵位撤掉了。家人替他在日本找了份工作，一个月30万日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山崎宏拒绝了。“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

他回来了，带回了一台别人不要的14英寸彩电，还自掏腰包买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和一个心电图仪，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

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打算和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山崎宏自己掏路费，一趟一趟地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

他还专门给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写信。首相给他回了信，还亲笔写了四个字送给他， “大道无门” 。

1983年，和歌山市与济南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山崎宏一直在为中日友好奔走。但他心里最重的那个念头，始终没有放下过，赎罪。

2004年，97岁的山崎宏做了一个决定。他把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上了印章。

“我死后不回去了，就永远留在中国了。”他指着登记表的复印件说。因为他是日本国籍，遗体捐献的手续办了好几年。

2007年，百岁高龄的他终于正式登记成功。济南市红十字会向他颁发了遗体捐献证书。他是山东省第一位登记遗体捐献的外籍人士。

2008年汶川地震，消息传来的第二天，街道办还没组织捐款，山崎宏就已经拿着报纸告诉女儿：“要捐款。”

他跑去红十字会捐了3000块。后来诊所集体捐款，他又捐了1000。他每年都能从日本政府领到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块。几乎每次都通过各种方式捐了出去。2009年10月，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

2010年12月1日下午5点左右，老人从卫生间出来，步子踉跄。女儿山雍蕴赶紧把他扶到床上。

老人闭上眼睛，嘴唇嗫嚅了几下，再没发出声音。山崎宏走了。离他103岁生日，还有不到一个月。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家里给一个生病的孩子看了病。

第二天上午，他的遗体被送到了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

家人和自发赶来的市民围在太平间门口。简短的告别之后，遗体被红十字会的车接走了。按照他的遗嘱，遗体捐给了山东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这个侵华日军逃兵，把自己完完整整地留在了中国。山崎宏的女儿山雍蕴，在父亲的遗体被接走后，面对在场的济南市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她替父亲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

一个被迫穿上军装的日本人，在中国当了6个月的侵略者，却用了72年来赎罪。他看够了战争的样子，然后用一辈子去抚平战争的伤痕。

山崎宏不是什么英雄。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做了该做的事”的普通人。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从哪里来，但可以选择自己往哪里去。

2010年12月2日，济南。一个日本老人的遗体被送进了中国的医学院。那是他留给这片土地的，最后一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