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于北京。北洋体系失去核心,原本拧在一起的军事力量很快分化,各地实力派相继坐大。山西、广西、西北、安徽和东北,都出现了能独当一面的集团。可在这些集团内部,真正负责撑住局面的,往往不是最出名的那个人。
所谓“二号人物”,并没有一张正式名单。有的人掌军,有的人管钱,有的人出面斡旋,还有的人专门替首领收拾复杂局面。位置会随时势变化,名次也不能简单按官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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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经营山西多年,晋绥军能够长期存在,靠的不只是他的谨慎和圆融,更离不开几位骨干的分工。徐永昌偏重军事,商震长于军政与交涉,赵戴文则深度参与山西的行政和内务。
这三人之中,谁是绝对的“二号”,很难一概而论。若从军队指挥和全国层面的影响看,徐永昌更接近这一位置;若从山西内部事务看,赵戴文同样不可替代。晋绥集团的稳定,恰恰来自这种彼此牵制、各管一摊的格局。
桂系的情况更有意思。李宗仁负责定方向,黄绍竑长于政治经营,白崇禧则以军事谋略闻名。桂系能在华南站稳脚跟,不是某一个人的单独功劳,而是三人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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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竑留在桂系期间,常常承担联络、谈判和地方治理的任务;白崇禧则负责作战部署。有人问:“桂系究竟谁排第二?”较稳妥的说法是,早期黄绍竑更像政治上的副手,黄离开后,白崇禧便成为李宗仁身边最重要的军事人物,“小诸葛”的名声也由此传开。
冯玉祥的西北军,核心并非只有“五虎将”和“十三太保”这些称呼。张之江是较早追随冯玉祥的元老,资历深、威望高,在军中具有特殊地位。冯玉祥出国期间以及后来整合旧部,张之江、宋哲元、鹿钟麟等人都发挥过作用。
如果一定要从西北军中挑出最接近“二号”的人物,张之江往往会被列入其中。但西北军派系复杂,宋哲元掌握部队实力,鹿钟麟参与军政事务,三人的地位会随时期变化。把西北军的二号人物固定成一个名字,反而容易忽略内部结构。
皖系的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政局中的关键人物。可是段祺瑞身边最具行动力的助手,并不是只会听命行事的普通幕僚,而是徐树铮。
徐树铮有军事经验,也有很强的政治手腕。他替段祺瑞处理军政联络,推动皖系扩张,并在许多关键时刻充当执行者。段祺瑞负责掌舵,徐树铮负责把意图变成具体行动,这种关系使他一度成为皖系内部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
东北奉系的“辅帅”张作相,则是另一个典型。张作霖能够从关外崛起,离不开一批早期同伴,而张作相既是重要将领,也是奉系的创建者和维护者。他不像张作霖那样锋芒毕露,却长期掌握着军队和地方事务。
张作霖在世时,张作相常常承担协调部属、稳定内部的责任。奉系扩张到关内后,派系矛盾增多,张作相的作用更显出来。张作霖去世后,他一度主持东北军政局面,足见其地位并非徒有“辅帅”之名。
这些集团有个共同特点:一号人物负责凝聚旗号,二号人物往往负责维持机器运转。没有徐树铮,段祺瑞的许多设想难以落地;没有张作相,奉系内部未必能保持稳定;没有白崇禧、黄绍竑等人,李宗仁也很难把桂系带到巅峰。
军阀集团的权力,从来不只是一个首领的个人威望。枪杆子、财政、地方行政和人事关系,缺一环都可能出问题。那些不总在聚光灯下的人,常常才是决定集团能走多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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