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街头出现了特殊一幕：解放军官兵没有住进民宅，而是整齐地睡在道路两旁。城市里的百姓推门看见这一切，既感到意外，也由此认识到这支军队的纪律。推动这项安排的人，正是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
“不入民宅。”这条要求看似简单，执行起来却并不轻松。部队进城后，住房、粮食和秩序都需要迅速接管，官兵若分散进入民居，极易引起误会。唐亮参与制定并推广入城纪律时，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前面。有人担心露宿会影响官兵休息，他的态度很明确：困难可以克服，纪律不能含糊。
唐亮在华野内部的代号是“505”，参谋长陈士榘的代号则是“504”。两个数字背后，是华东野战军指挥系统中的一对重要搭档。陈士榘偏重军事指挥，唐亮负责政治工作，战役部署、部队动员、俘虏教育和城市接管，往往都要经过二人的配合。
有意思的是，“505”并不是战场上冲锋陷阵最多的那个人，却常常决定部队能不能把命令真正落实下去。1948年洛阳战役前后，唐亮提出，战斗动员要快，政治工作要及时跟上，经验总结也要迅速完成；但处理俘虏必须慎重，不能急于定性。这种安排后来被整理并转发，供其他部队参考。
他的政治工作并不满足于念文件、讲口号。抗战时期，唐亮在部队中反复要求政工干部用战士听得懂的话说明作战目的。对刚入伍的青年，不能只讲抽象道理，还要结合身边人的遭遇和部队面临的任务，把为什么打、为谁而打讲清楚。
这种做法在山东抗战中也发挥了作用。1944年莒县战斗期间，时任滨海军区政委兼滨海区党委书记的唐亮，通过地方关系争取伪军人员转变立场。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伪保安大队起义并加入八路军，部队力量因此得到扩大。罗荣桓对这类政治争取工作十分重视。
更能体现唐亮特点的，是莱芜战役之后对俘虏的处理。1947年2月战役结束，华野接收的俘虏数量很大。唐亮没有把他们简单看作负担，而是组织成立解放团，进行教育、审查和编组，让其中愿意参加革命的人员逐步成为部队的新力量。
他提出过“即俘、即补、即战”的工作办法，但并非把俘虏直接推上前线，而是要求先经过教育和甄别，再根据表现安排。教育也不拘泥于固定课堂，班排之间就可以组织讨论。到淮海战役时，华野部队中有相当数量的解放战士，他们在战场上发挥了实际作用。
唐亮的经历，早年就带有明显的艰苦印记。1910年6月13日，他出生在湖南浏阳永和市火石岭一个贫苦佃农家庭。父亲早逝，家庭无力维持，母亲曾将幼子送人。1926年以后，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30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基层工作一步步走进高级指挥岗位。
长征途中，他也曾在生死线上徘徊。1934年湘江战役后，唐亮身患疟疾，高烧不退，无法正常行军。当时部队被敌军追赶，运输力量极其有限，兄弟部队政委王平将驮载重机枪的马让给他，并把重机枪暂时埋藏。这个选择说明，在红军队伍中，干部和战士之间并非冷冰冰的命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唐亮的职务一度高于许世友。1955年4月南京军区成立时，唐亮任政治委员，并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世友任司令员，是党委常委。两人分工不同，性格也有差异，却共同主持军区工作，形成了后来常被提到的“许唐搭档”。
唐亮任内十分关注东南沿海防务。1958年前后，他曾到厦门前线检查战备，对海岛工事、坑道设施和后勤保障逐项了解。视察中发现排水等问题后，他要求有关人员立即研究处理。1962年沿海战备时期，他又重视军队、民兵和地方力量之间的协同，推动建立分层次的防御预案。
长期高强度工作，最终拖垮了他的身体。1958年唐亮出现过咳血，仍坚持处理完重要会议事务；1961年体检时，心脏方面的问题已经加重。到1963年冬，胸闷、气短明显影响工作，他向中央提出离职休养，并特别说明是暂时离岗，身体恢复后仍愿意接受安排。
这次离开，并不是因为职务变化，更不是政治上的失势，而是疾病所迫。经过多年休养，1972年他被安排担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工作重点转向教育和干部培养。1977年，他又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政治委员，把多年积累的政治工作经验用于教学建设。
1980年，年满七十岁的唐亮主动退出领导岗位。他不愿因身体状况影响部队工作，后来主要在北京整理革命回忆资料，也拒绝为个人大力作传。1986年11月20日，唐亮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六岁。ેત્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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