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全境落入日军控制。
此时的日军需要有声望的中国人来笼络人心，于是擅自发出文告，委任一个已经七十四岁、赋闲在家的老人担任“中满自治会”会长，并在报纸上刊登消息，想造成既成事实，逼他点头。
而这个老人的回应很简单，他拄着拐杖前往日本宪兵队当面交涉，当着日本人的面拍案拒绝，然后一头撞向桌角，满头是血。
在场日方人员十分诧异，他们原本计划利用他的名望稳固统治，不敢直接杀害这位在东北拥有广泛影响力的老人，只能收回任命，撤掉已经张贴的布告。
这个老人叫马龙潭，字腾溪，直隶庆云人，1857年出生，比张作霖整整大了十八岁，曾经是东三省仅次于张作霖的人物。
马龙潭的家世跟张作霖那帮人完全不一样。
他的父亲马奇峰是清朝振威将军，哥哥马龙文在镇压捻军时战死，清廷恤荫马家子孙世袭云骑尉。
1876年，马龙潭承袭了这个世职，还奉诏进京读了两年书。
他从小文武兼习，骑马打枪之外，经史子集也读得通透，书法更是拿得出手，后来被称作“一代儒将”。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那一年，他主动募集乡勇赶赴奉天，因为保护沈阳皇陵和文物祭器有功，光绪帝赏了他四品花翎，委任为辽阳总巡、通化总巡，负责剿匪与地方治安。
也就是这段时期，他和还在新民府管理保险队的张作霖结识，之后才有八人结拜，按年龄排序，马龙潭居首，张作霖排在第七。
但结拜归结拜，马龙潭在奉系里的位置一直很微妙。
张作霖是绿林出身，靠的是枪杆子和人情世故打天下；马龙潭是将门之后，骨子里带着旧式士大夫的做派。
两个人面和心不和，有几件事可以说明。
张作霖想让张学良娶马龙潭的三女儿，派人去提亲。马龙潭听罢勃然大怒，挥笔写了一封回信，上面只有六个字：“虎女焉嫁犬子”。
张作霖气得破口大骂，但也无可奈何。
另一次，张作霖的家人带着年幼的张学良郊游，马龙潭派人把这一老一小劫到府上，张作霖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人，最后还得亲自登门把人领回去。
这些举动背后，是一个旧式军人对绿林出身的同僚发自内心的不屑，哪怕对方已经是东北王。
1920年，张作霖解除了马龙潭的军职，派他去当洮昌道尹。名义上是平调，实际上是把这位大哥从军队里挤了出去。
马龙潭没有公开反抗，去了辽源上任。
当年辽河发大水，县城里都能行船了，辽源县知事靖兆凤是吴俊升的亲家，用船只顾抢运靖、吴两家的财物和亲友，对普通百姓的死活不管不顾，溺死者很多。
马龙潭到任后直接把靖兆凤撤职查办，靖兆凤羞愧之下吞烟自杀。这件事在辽源、通辽一带传开，百姓送了他一块匾，上面写着“惠及实黎西北文星”。
从政期间，马龙潭还做了一件跟日本人直接对着干的事。
1922年他改任四洮铁路督办，负责监修郑洮段工程。当时的铁路局长阚铎和副局长郭则秘都是亲日派，两人一唱一和，说中国人自己修铁路修不了，提出把筑路工程承包给日本大仓株式会社。
马龙潭当场拍案质问：“郑洮段工程与京绥铁路孰难？”接着怒斥对方：“把筑路权拱手让给外国人，实则卖国。”
在他的坚持下，工程最终交给留学归国的中国工程师自修，建成后既与日本人控制的中满铁路相抗衡，也对边境防卫和经济发展起了实际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马龙潭已经卸任四洮铁路督办，在四平寓居，以诗酒自娱。
日本人找上门来要他当“中满自治会”会长，他不仅当面拒绝，还以头撞桌，用最极端的方式表明态度。
此事之后，他的长孙原本在中满铁路局供职，也遵他之命辞职回家。
七七事变后，他的一些旧部和旧交投了伪政权，有的还当上了地方要员，纷纷登门请马龙潭出山入关参政。
马龙潭的回答很直接：“你们愿意当汉奸是你们的事，我是宁死不干的。”
马龙潭晚年住在四平，过得并不宽裕，但一直在做慈善方面的事情。
他担任四平街红十字会名誉会长、道德会会长和直鲁同乡会会长，捐资修建了清云庵、永寿宫和清真寺大殿，还经常出钱买棺木埋葬街头无人收殓的饿殍，四平街上的人叫他“马善人”。
1940年2月，马龙潭病逝于四平寓所，终年八十四岁。
他生前曾两次为老家庆云县捐款编修县志，乡人尊称他“马大人”。凤城至今有一块碑，上面刻着对他的评价：“凤山常峙，鸭水常流，公之功德，同此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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