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竞争社会中的草木皆兵：他人的努力为何会刺到我？

每个人自己的方案的目标，不再是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是要改善自己在这个实际上显然无可救药的社会中的位置；不再是通过集体努力进行社会改革并从中获得回报，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争斗实现个人对战利品的占有。

—— 齐格蒙特·鲍曼：《怀旧的乌托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19页。

屈原在《九歌》中感叹道“岁既晏兮孰华予”，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写道：“夫天地者，万物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感时伤物、抒情明志的文化传统将我们引向惜时。观物、体察内心的流动、体察他人的感受、养成自身审美的情怀与志向，是生命中最根本的事项，而这些需要太多太多的时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人的努力不是为了使他超过别人，而是引导一个人自己在体会时间之流的湍急莫测与伟力后找到自身的目标，激发自身的潜力，如 “少年不知勤学早，老来方悔读书迟”，“一日读书一日功，一日不读十日空”。

2026年8月23日，“准备自曝的Galaxy”在B站发布《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的视频，截至9月21日，这个两分钟的视频已突破180万观看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感受到先辈对人之为人应向善向美的追求以及对后人的殷殷期盼。《古诗十九首》有言：“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实短，而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茁壮的人、具有审美能力的人，乃至于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必然是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是一个艰难卓绝的过程，因而年岁极其宝贵，到了金子也不能换的程度。在佛经中也充满着对生命实短而使命实重的劝诫，《无量寿经》有言：“一死一生。迭相顾恋。忧爱结缚。无有解时。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计。专横行道。年寿旋尽。无可奈何。惑道者众。悟道者少。”

在成长过程中，为了顺利通过一路上的关口，家人、老师和社会都会鼓励一个人要为了机会和荣誉竭尽全力。在某些省的高考教室的墙上，有这样的标语，“同窗学习，怎忍甘居人后？”“增长一分，干倒千人”。透过这些高悬于墙上的红色条幅，一股战争气息扑面而来。在这种环境中，同学不是我要交谈了解的人，而是我要竞争的对象。只有超过他，我才是安全的。在互为对手的情况下，他人的努力不再令人钦佩，反而会让参与比较的人感到不安。这种以超越他人为目标的努力观和因惜时而自我驱动的努力观有明显的不同，在这种竞赛的状态下，一个人不再出于兴趣进行探索，而是为了摆脱掉队被甩出去的恐惧奋力前行。

一、必须上岸的重荷：零工经济形势下对稳定性的追求

丹尼尔·贝尔将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意图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后工业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知识、信息、算法成为新的生产材料和社会推动力。知识成为人们获取金钱和稳定感的方式。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他们多数通过借贷的方式购入房车，因此稳定的收入成为了维持家庭运转和保障子女教育的基础。稳定工作对于生活的重要性空前凸显。

《寄生虫》电影结尾处金家人的相逢只能在幻想中出现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渴望一份稳定工作，获得一份稳定工作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gig是 19 世纪起源于英语的俚语，最早指音乐人、喜剧演员的一场演出、一次活儿，其特点是没有长期雇佣合同，短期不确定，按次数赚取收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稳定全职工作减少，自由职业、平台用工增多。Uber、Lyft、外卖平台、自由职业网站兴起，生成了“一堆gigs”的模式。2009年1月12日，美国记者Tina Brown在《The Daily Beast》网站上发表标题为《The Gig Economy》的文章。Tina指出，很多人都不再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而是在应对零散的杂活中获得薪酬。在2019年第72届戛纳电影节斩获金棕榈最佳影片的韩国电影《寄生虫》中，金家人给披萨店折纸盒来继续生活，在富人家的工作也与正式的工作毫不相关。对于2010年代后的大部分劳动者而言，工作是指处理零散项目、兼职、咨询的碎片化务工经验，而非在有较大的晋升空间和社会保障的单位上班。

除了零工经济带来的经济焦虑与心理恐慌外，平台的发展也持续扩大着阶级不平等。平台权力推动社会声望、文化资本、财富流向本就富裕的家庭，有信息检索和归类能力的人群有机会在平台的发展中获取利润，成为新中产。而零工往往因缺乏信息能力，只进入平台的消费体系中而无法共享平台的利润。“他们越来越陷于久坐，不仅是因为服务业劳动更加需要久坐的被动特征，不仅是因为他们从事了更多的工作且不平衡地从事着这些工作，不仅是因为电视，不仅是因为安全和适宜步行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少，而是因为越来越难以移动了。他们以比过去更明显、更痛苦和更难以忍受的方式，忍受着器官和身体的衰竭。”

二、每个人都是假想敌：欲望对象的冲突与队伍的拉长

科举制由隋炀帝于公元605年正式创立，至1905年被废除，文人经由经书礼法之传承进入士阶层，成为封建王朝上传下达的枢纽，上承的是以“君法天而子民”“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统治合理性，下连的是由工农组成的庞大的统治基础。尽管中国的高考制度已经与古代科举制有了明显不同，但“士农工商”的序列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绝大多数中国人仍将好好读书、上一所好大学视作获得工作，改变命运的重要一步。

社交媒体加剧了青年群体“草木皆兵”的紧张感。在高中阶段，卷学习是中国大部分家庭最主要的竞赛项目。转折点发生在高考结束后。“努力就能胜出”不再适用大学，大学的优绩规则是由绩点、社团、竞赛等维度组成的。通过小红书、B站和抖音，20年以后进入大学的多数青年都在入学前后，充分地认识到大学是竞争激烈的场所，并渴望通过链接优秀学长学姐或学习技能,让自己在这个未知的领域中脱颖而出。一位高考结束、尚未入学的预备大学生说，“（到了）大学就进到不一样的评价体系里面了。大学才是优绩主义最明显的阶段。小红书和B站是非常明显的优绩平台。有很多大学生啊，有这种超级凡尔赛的装，大家就漫不经心地露出自己的毕业证书或者是奖金什么的。我比较担心和害怕这个点，我现在很缺确定性。”

“上行社会比较是指个体通过与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进行比较，从而评估自己在社会中的能力与价值，从而获取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的心理体验。”群体的向上比较会引发监视他人、嫉妒他人、普遍怀疑他人能力与动机等消极心态。一位在某985硕博连读的学生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以来还挺顺的，没有感到特别大的竞争，我们这边不是很卷，保研率又比较高。我最明显感觉到恶性竞争的一件事是，一个同学得知我去人大参加保研面试时，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监视。我刚到北京，在地铁上收到他发的消息：‘你去人大面试啦！’”在人们普遍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定位自身时，他人的努力与机遇不再是令人敬佩的对象，而是引发自身恐惧的东西。当一个人看到舍友背着书包早早出门时，或看到同学交的作业比自己厚时，一股焦灼感就此而生，他在学些什么？最近没考试耶，他在准备些什么？是我错过什么了吗？他作业写得字数多会不会拉低我的分数？

三、内卷无限扩大的一个原因：从授课方式的转变说起

在面对面课堂上，每个人在谈话场景中的表现是不可预测的。教师为学生的交谈安排顺序，将或杂多、或感性的表达与课程内容结合起来，老师会被学生激发，学生会受到其他学生的激发，某个话题的讨论有时会延伸至课下。 “大学教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学会站在他人的思维范式里思考、体悟一种独立的智识人格，并思索构建属于自身智识人格的真正要义。我们聆听他人言说之时，总会从对方身上映照出自己内心渴求的模样。”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述说的是传统的中国教育理念，老师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还在价值观、人生观和伦理观上给予学生启迪，甚至是老师与学生在相处中一同思考人生与学术之道。人们普遍认为课堂是学识渊博的老师传道授业的场所。

线上授课以及争取保研的经历使中国Z世代群体认识到：机会与自身的名次有关，机会转化为资本的程度与单位的等级相关。“教育遵循两项基本原则，确保人们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强化教育作为公共行动和公共利益的形式。”然而，人们发现布尔迪厄悲观的判断正是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拥有大量资本的家庭通过大学来实现资本的整合和再生产。精英统治表面上宣扬优绩主义是自由竞争的体现，实则放弃对公众的公共承诺，利用自身的位置进行着资本积累，通过好名声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竞争与信用相结合维护着资本再生产。

上岸对人的发展极为重要但名额有限，另一方面是参赛队伍愈发拉长。张乾友注意到形式的公平与实际上不平等的扩大：“当代社会把越来越多的社会互动都改造成了竞赛，使竞赛内排序的形成及相应机会与资源的分配都获得了公平的形式。但同时，社会层面的不平等则反而不断扩大。”这一状况在科举制中就已显现，“科举制度形式上的平等被它所具有的严格的淘汰规则和漫长的竞争路途所限制。”以科举来筛选优才的原因在于：其他筛选机制更加不透明、不客观，如汉代察举制初衷是选拔德行才干兼备之人，后期逐渐被豪门大族操控，为门阀崛起埋下伏笔。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杜绝了寒门的上升通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目前为人所声讨的优绩主义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已经是现代社会中选拔人才并促进向上流动的最佳方式。在北京腾讯公司工作的一位34岁员工表示：“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是。我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来让我活得有主线。如果抽掉这个主线，我还是不是我，或者说还有哪些意义价值可以当成我的拐杖，能当那条主线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人不是必须得奋斗的，不是必须得去挑战过一关又一关，那在过一关又一关的时候会很虚无吧。”

四、人生不再如梦：物被祛除独异性与群体共通被消解

电子媒介在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不可避免地排除了其他超越之路。媒介活动和屏幕特有的磁场将用户卷入到过溢的媒介符号指令中去。主体不断接收他人的欲望并在观看他人欲望的过程中滋生了自身的欲望。他们从一个个屏幕前穿过，却无法满足自身在现实生活的需求。个体在剩余产品的消耗与再购买新产品的过程中滋生的是狂躁、失神、欠缺，而不是自身进入生产、遭逢他人、理解世界的能力。屏幕中心化的感官模式将人的感知禁锢在闭环体系之中；而由屏幕催生的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从根本上消解了人的共通感性。

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现代性对知识确定性的削弱并非启蒙思想的初衷：“现代性的反身性却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即使在自然科学之核心领域亦是如此。科学不再依赖于证据之归纳性积累，而更侧重于方法论上的怀疑原则。”但在霍克海默看来，与其说现代性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代表了现代性走上错误轨道的结果，不如说是启蒙运动自身的结果。“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为此它却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在神话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的补偿。”启蒙运动把事件解释为再现人们可以运用理性分析一切事物，也可以运用理性达到一切目的，而忽视对事物的唯一性确认以及对文化方向的辨认。当知识不再能激起人们的兴趣与震惊，因为它们可以被驳斥、影像再现与戏仿，对知识的敬畏随之被取消了，只剩下对摹本的调用。

在一切结果都能追溯到特定的成因时，一个人的成功必然归因于他的努力和能力，这避免了任何模糊地带。既然一切都是可以复制的，一个人不再因为品行、学识被奉为模范对象，因为我能复刻他成功的因素。“在现代社会当中所占据的地位，已不是按照出身来预先决定的，在生命历程当中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永远的竞争协商。”在主流评价体系中名列前茅的个体将自身成功归功于自身的努力和高能力，对于成长于发展水平落后、家庭经济较差的环境中的个体，这套话语构成了一种暴力。拥有精英光环的个体拒绝言说自身成功与家庭、地域资源的关系；对地域不平等、文化不平等的改变与否态度淡漠。“已经成为固定对象的敬畏感变成了已经得到确立的特权统治的标志。”

五、结语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在流动而高压的现代生活中，一些青年往往在高考后深刻体会到失路之悲。有人高考结束打工挣学费，有人为了保研又把大学读成了高中，有人从大学入学就准备考公，有人在大学之后不再被家庭支持升学，有人多次考研考编。不再乐观的就业状况和越发收窄的上升通道加深了个体心理上的脆弱性。与此同时，“物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再仅仅体现在消费层面，而是逐步演变为评价个体成功与社会地位的核心标准，并深刻嵌入青年群体的婚恋选择与生育决策过程之中。”

存在的困境贯穿着整个历史。但在21世纪，如信息倦怠、情感商品化与无限竞争等困境深刻而复杂地影响到广大的人群。为了赶上“末班车”，个体养成了根据群体中他人的行动调整自身行动的敏锐触觉，同时将身边的人视为审视比较的对象，他人的努力程度与后续发展随时拨弄着个体的敏感神经。“人不再得到稳定之状况之实体性力量的荫庇，而是被抛入群众生活的机器中去。”晚期现代的悲伤之处在于：信仰和契约已经失效，只有象征物的地位水涨船高。一个人不再能确定无疑地因存在而存在。本质已成为需要证明的东西。只有先通过上岸争得存在的位置，才能展开为人之为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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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