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夏天，北平燕京大学，英国学者林迈可刚走进校园，便发现眼前的中国与书本里的中国完全不同。街头有难民，报纸上充斥着战事消息，校园里的师生也在讨论国家的前途。这个出身英国上层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人，就这样被卷入了中国抗战的现实。
林迈可原名迈克尔·弗朗西斯·林赛，190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研究哲学的学者，家庭环境优渥，他接受过良好教育，后来在牛津大学学习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按常理说，他完全可以在英国过安稳的生活，却因为对中国社会和东方文明的兴趣，接受邀请来到燕京大学任教。
他抵达中国前，在海上遇到了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两人谈及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战，也谈到反法西斯事业。白求恩准备前往中国救治伤员，林迈可则即将到北平任教。一个去战地，一个进校园，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偶遇会成为两段命运的交叉点。
燕京大学的工作并不轻松。林迈可带着浓重的英国口音，起初连同事和学生都不太容易听懂。李效黎当时是燕京大学学生，英语能力出众，曾帮助他适应教学和生活。两人由此逐渐熟悉，后来结为夫妻。战火之中，这段婚姻也成了他们共同承担风险的开始。
抗战形势恶化后，北平与晋察冀根据地之间并不安全。林迈可利用外籍身份和交通条件，设法搜集、转运药品及其他物资。李效黎熟悉当地情况，常常协助他处理联络事务。两人的行动十分谨慎，许多时候只能借助夜色和乡间小路避开日军盘查。
1938年，林迈可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在那里再次见到了白求恩。此时的白求恩已经是战地医疗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常在简陋环境下为伤员做手术。破庙、窑洞、临时搭起的手术台，都是他的工作场所。林迈可亲眼看到医疗条件的匮乏，也更加明白中国军民面对的困难。
“这里缺的不是勇气，是设备和懂技术的人。”林迈可曾这样感慨。
根据地里，一批旧无线电台长期无法使用。林迈可虽然主要研究社会科学，但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很快便开始拆修机器。他把复杂的技术拆成一步步的操作，再教给根据地人员。聂荣臻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希望他培养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林迈可立即答应。
那段时间，他经常穿着八路军服装，蹲在简陋的屋舍里检修电台。机器修好后，还要反复测试，确认能够收发信号。后来，他先后帮助培养了大批通信人员，使根据地的情报传递和对外联络得到改善。对一个外籍人士来说，这种工作既枯燥又危险，却直接关系到部队行动。
1939年9月13日，白求恩因感染在河北唐县逝世。林迈可得知消息时，十分震动。此前在根据地的短暂相见，竟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白求恩并非死于被俘或遭枪杀，而是在连续救治伤员时感染败血症，最终因病去世。这个细节，不能被战争传闻所混淆。
随着抗战深入，林迈可前往延安。他在那里见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也了解到根据地对外通信极为困难。为了让外界听到中国抗战的真实声音，他利用已有器材和零散部件，研究改造无线电设备。经过数月努力，延安逐步建立起面向外界的通信渠道，许多战地消息得以传往海外。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局势更加紧张。林迈可夫妇继续从事联络工作，也曾协助人员转移。一次日军搜查即将逼近他们住所时，夫妻二人连夜撤离，前脚离开，日军随后赶到。这样的险情，在当时并不是偶然。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与李效黎准备离开中国。1945年，他们在延安受到毛泽东会见。临行前，毛泽东曾准备三千美元作为夫妇二人的旅费。林迈可认为中国刚经历长期战争，物资和财政都很困难，便没有把这笔钱带走。关于这段往事，后来流传甚广，但它真正可贵之处，不在金额，而在林迈可把个人得失放在了战火中的中国之后。
回到英国后，林迈可撰写了《华北游击战》，记录铁路沿线的碉堡、封锁线和扫荡行动。他不是旁观者，而是亲自走过根据地、修过电台、运过物资的人。书中的许多记述，来自他在华北战场上的直接见闻，也成为海外了解中国抗战处境的一份材料。
这位英国学者后来长期关注中国问题。李效黎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从燕京大学相识，到根据地并肩工作，再到战后共同返回英国，他们的经历并非一场短暂的异国游历，而是把个人选择嵌入了中国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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