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何未能一统三国？毛主席评价直指三个关键失误！

公元234年，陕西五丈原，蜀汉丞相诸葛亮病重。此时魏军坚守不出，蜀军粮道漫长，双方隔着渭水对峙。诸葛亮已经54岁，距离他在隆中提出“跨有荆益、两路北伐”的构想，过去了近三十年。

他没有等到决战。

诸葛亮去世后，蜀军按照遗命秘密撤退，直到退入斜谷才公布死讯。司马懿听闻后曾追击，见蜀军阵势严整，又收兵自保。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诸葛亮并非没有军事才能，却始终没有把蜀汉带出实力悬殊的困局。

毛泽东谈三国人物，既不盲目崇拜，也不简单否定。在他看来，诸葛亮的失败，不能只归结为“天意”或“国力弱小”，军事上的几处关键失误，同样值得追问。

第一处，是用人没有完全服从战略需要。

荆州是《隆中对》的重要支点。刘备若想从益州出秦川、从荆州取宛洛，必须保持孙刘联盟，至少不能让孙权感到直接威胁。然而镇守荆州的关羽，偏偏性格刚烈、自负极重，对东吴缺乏足够警惕。

219年，关羽北攻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曹操一度考虑迁都避其锋芒。但在前线声势最盛时，孙权乘机袭取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于220年被杀。

毛泽东曾指出，关羽看不起东吴，难以认真执行“联吴抗曹”的方针。问题不只是关羽骄傲，也在于刘备、诸葛亮明知他的性格，却仍把这一战略重地交给他。用人若只看勇猛和资历，不看性格与任务是否匹配，战场上的隐患迟早会爆发。

荆州一失，蜀汉的战略格局随之改变。刘备为夺回荆州，于222年发动夷陵之战，遭陆逊火攻惨败。223年，刘备在永安病逝。蜀汉接连失去地盘、兵力和政治主动权，诸葛亮后来面对的，已经不是隆中设想中的局面。

第二处，是马谡守街亭，以及主帅没有及时靠前调度。

228年第一次北伐，魏国关陇地区防备相对薄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蜀军。诸葛亮开局顺利，机会确实难得。谁能控制街亭，谁就能牵动汉中与陇右之间的通道。

马谡主动请命，诸葛亮最终让他担任主将，并安排王平辅佐。马谡熟悉兵书，平日谈论军略也颇有见地，可真正面对张郃大军时，他违背部署，舍水上山，王平多次劝阻也没有改变决定。

街亭失守，蜀军不得不撤退，第一次北伐取得的成果迅速化为乌有。诸葛亮回到汉中后，斩马谡，并上表自贬三级。这个处理表明他承认责任，但处罚并不能挽回已经失去的战机。

毛泽东注意到的，不只是马谡“纸上谈兵”，还包括诸葛亮用人之后的指挥方式。既然知道马谡缺乏独立担当大局的经验，就不应只依靠书面部署，更不能让关键据点脱离主帅掌控。毛泽东在相关批注中写道，街亭失败以后，诸葛亮每次出兵都亲自在军中，这正是他吸取教训后的调整。

第三处，是战略构想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

《隆中对》提出荆州、益州两路进军，形成钳形攻势。这一设计并非毫无道理，刘邦入关时也曾利用不同方向的军事压力。但荆州与益州相隔千里，山川阻隔，通信和补给都极其困难。两路同时推进，需要强大的国力和高度稳定的盟友关系。

毛泽东评价诸葛亮时，曾指出其战略“始误于《隆中对》”，后来又形成关羽、刘备、诸葛亮先后分兵的局面。这里说的并非三支军队同时行动，而是蜀汉在关键阶段不断把有限力量投入不同方向：关羽北攻曹魏，刘备东征孙吴，诸葛亮再度北伐。

每一次行动，都消耗了本就有限的本钱。

更棘手的是，诸葛亮北伐时，曹魏已经完成了防御调整。第一次北伐给了魏国警报，曹真、司马懿等人加强关中布防，陇右各地也不再轻易响应蜀军。诸葛亮后来多次出兵，虽然取得过武都、阴平等局部战果，却始终无法形成突破。

这并不意味着诸葛亮无能。相反，他治蜀严整，整顿军政，改善南中关系，能够在国小民疲的条件下多次组织远征，已经是极高水平。只是军事才能不能替代国家实力，勤勉也无法弥补战略空间和资源储备的不足。

毛泽东对诸葛亮的评价，前后还有一个变化。少年时期，他曾受《三国演义》影响，对诸葛亮十分推重；随着阅历增加，他逐渐把小说中的神机妙算与史实中的决策得失分开来看。1957年，他谈到诸葛亮时说，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这句话没有抹去诸葛亮的功劳，也没有回避他的失误。一个能够鞠躬尽瘁的人，未必就是没有缺点的统帅；一个留下《出师表》、整顿蜀汉政务的能臣，也可能在用人、临阵指挥和总体战略上承担责任。

五丈原的军帐里，诸葛亮最终没有等来“天下有变”。他留下的，不仅是北伐未成的遗憾，还有一份关于战略与用人的沉重教训：方向定错，勇将会成为隐患；关键位置用错人，局部失守可能牵动全局；而国力不足时，战线铺得越长，胜机往往消耗得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