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2月，广西边境一带，解放军向越南方向展开行动。战事持续时间并不算长，却改变了中越两国此后多年的相处方式。要理解黎笋为何一步步走向对华强硬，不能只归结为“忘恩负义”，也不能简单解释成个人仇视，而要看越南的历史记忆、地区野心和冷战格局如何彼此叠加。
胡志明于1969年9月2日逝世。此后，黎笋逐渐成为越南劳动党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并于1976年统一后继续掌握党内最高权力。严格说来，越南当时实行的是集体领导，黎笋并非以某种现代意义上的“第二任国家领导人”直接接班，但他的确是胡志明之后最具决定性的人物。
黎笋对中国的态度，早年并非始终公开对抗。越南抗法、抗美期间，中国曾提供武器、物资、交通和工程方面的支援，也派出高炮、工程等部队参与援越抗美。援助规模很大，付出的代价也不小。问题在于，越南领导层并没有把这种援助理解成长期政治依附，反而始终警惕中国可能借助援助扩大影响。
这种心理有很深的历史根源。越南北部长期处于中原王朝政治影响之下，越南独立王朝又多次与中国发生战争。对中国而言，那些往往是王朝秩序下的南方边患；对越南而言，却容易被记忆为抵抗外来控制的民族史。两种叙事彼此冲突，越南民族主义便常常把“反抗北方”放在极重要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现实利益又迫使双方合作。面对法国殖民统治和美国军事介入，越南需要中国援助，中国也希望支持印度支那革命力量。胡志明时期的友好，更多是革命共同利益与现实安全需求的结合，并不意味着越南已经消除了对大国影响的戒心。
1973年《巴黎协定》签署后，美军逐步撤出越南。越南统一的目标越来越接近实现，外部压力减轻，内部民族主义和地区战略便开始上升。越南领导层希望建立以河内为核心的印度支那秩序，把老挝、柬埔寨纳入自身安全范围。这个构想与中国主张的地区平衡发生了冲突。
矛盾在柬埔寨问题上集中爆发。1975年红色高棉掌权后，柬埔寨与越南关系迅速恶化，中国则同其保持较密切的联系。越南担心西南方向受到威胁，边境冲突不断升级。1978年12月，越军大规模进入柬埔寨，并于1979年初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对河内而言，这是清除安全隐患；对北京而言，则意味着越南正在借苏联支持扩张势力。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1978年11月，苏联与越南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获得了更明确的政治和军事支持。黎笋由此判断，依靠苏联可以抵消中国的压力，并让越南在东南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越南在中越边境的军事活动也随之增多，边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不断出现。
“苏联支持我们，中国就不敢真正动手。”这类判断，显然高估了自身实力，也低估了中国对边境安全和地区格局的重视。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随后攻占越北一些重要据点。3月，中国宣布达到作战目的，部队陆续撤回。战事没有解决全部矛盾，却使双方关系跌入低谷。
排华政策同样是关系恶化的重要表现。1978年前后，越南国内对华侨的限制明显加强，财产、经商和居住受到冲击，大批华侨被迫离开。广西北海侨港的形成，就与接纳这批归侨有关。需要指出的是，排华并非单纯由黎笋个人情绪造成，而是越南民族主义、经济困境、边境安全和对华猜疑共同作用的结果。
黎笋的选择还有一个现实算盘：通过持续对华强硬，向苏联证明越南已经站在同一阵营。对苏联来说，越南位于中国南部，具有重要地缘价值；对黎笋来说，苏联援助则能支撑其在柬埔寨和印度支那的行动。双方各取所需，却把越南推入了更深的地区冲突。
陈年恩怨提供了情绪基础，冷战对立提供了外部条件，地区扩张则成为直接动力。三者叠加，才形成了黎笋时期不断与中国对抗的局面。遗憾的是，越南过度依赖苏联，既没有真正成为地区主导者，也使本国长期承受战争和经济压力。
1986年越南启动“革新”政策，1980年代末国际环境又发生变化，中越关系才逐步出现转机。历史中的国家关系，很少只有恩与仇两种颜色。援助可以带来合作，却未必能够消除安全疑虑；共同的意识形态可以促成结盟，也未必能压过国家利益。黎笋时代的中越冲突，正是这些因素同时失控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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