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圆满收官：看“左棍”的鼻祖张国焘是如何祸祸红军的？

电视剧《征途》大结局，左路军在朱德、刘伯承等将领艰苦卓绝的斗争下，多管齐下、寸步不让，终于说服了“左棍”张国焘放弃南下重新北上，贺龙、任弼时的队伍也与左路军会合，最终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右路军）在会宁胜利会师，三支队伍合为一体、所向无敌。看完这一情节，电视机前的我更是喜极而泣，口中不停地念着：“太不容易，太不容易，真的太不容易了！”

电视剧《征途》拍得真的太棒了，它用大量篇幅呈现了长征中一段长期被影视作品回避的历史，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仗着手中八万兵力向中央讨价还价，反对北上方针，率部南下，最终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看完这部剧，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一个建党元老、曾被视为“布尔什维克”的人，为什么会把一支八万人的红军队伍折腾到只剩四万？其实答案就藏在“左棍”这两个字里。

“左棍”一词在网络语境中是指那些“马恩列斯不离口，自己的思想一点没有！”的人，他们念经有口无心，把教条当真理，把偏执当原则。而在历史语境中，“左棍”则指向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极端分子，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干着最祸害革命的勾当，张国焘，恰恰就是这样一根绑在左路红军身上的“左棍”。

张国焘的“左棍”病根，早在鄂豫皖就发作了！1931年，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后，极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把“改造红军”“改造党”挂在嘴边，他主持的白雀园“肃反”，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罪名，将许继慎、周维炯等红军高级将领逮捕杀害，被错杀的中下级干部和战士多达两千五百余人。徐向前后来一语道破张国焘的动机，“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一个嘴上喊着最革命口号的人，手里的刀砍向的却是自己队伍中最优秀的指挥员，这不是“左”的过激，这是“左棍”的祸害。

到了长征路上，这根“左棍”又捅出了更大的篓子！1935年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电令红四方面军及随同行动的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由阿坝和巴西、包座地区南下。10月5日，他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另立“临时中央”，自封“主席”，通过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开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他攻击中央北上抗日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宣称中央“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一个共产党员，把枪杆子当成向党讨价还价的本钱，这已经不是路线分歧，而是军阀主义的恶性膨胀了。

“左棍”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从来不认账。南下部队在百丈关与川军主力决战，七天七夜激战，虽然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也伤亡近万人，被迫撤出百丈关。张国焘曾在雪地里许诺“打到成都坝子吃大米”，但南下红军由八万之众锐减至四万余人，南下方针宣告彻底破产，面对这样的惨败，张国焘没有反思，没有回头，反而将失败归咎于中央“路线错误”，用更加极端的分裂行为来维护自己的“正确”。死不悔改、一意孤行，“左棍”的执念让他一步步走向深渊。

电视剧《征途》中，吴其江对张国焘的演绎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复杂层次，他没有把张国焘简单塑造成一个坏人，而是演出了从意气风发到私心膨胀的思想转变过程。剧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两河口会议表决北上方针时，张国焘慢慢把手举起来，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这个举手的瞬间，埋下了此后所有分裂行为的伏笔，他举手同意，但他从来没有真正同意，表面上服从组织决议，转身就按兵不动、阳奉阴违。一个共产党员的堕落，从来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始于私心膨胀，盛于权力幻觉，终于自我背叛。

更令人愤怒的是，“左棍”祸害的是整个红军！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迫使红四方面军二次穿越草地、三过松潘大草原，无数年轻战士倒在了本不需要走的路上。剧中那支筹粮小分队，历尽千辛万苦筹集了大批粮食，自己却在过草地时最早断粮，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活着走出草地，走到陕北”。那些跟随张国焘南下的普通战士，许多人再也没有走出四川的山地，他们被张国焘这个“左棍”的执念裹挟着走上了绝路，而张“左棍”却始终认为自己“正确”，就连到了会宁会师时他也一脸不屑、口服心不服。

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军中忍辱负重，以极大的耐心说服张国焘，团结广大红军指战员，最终促成了红四方面军的重新北上。贺龙得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后愤怒不已，朱德劝他“斗而不破”，这四个字道尽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最黑暗时刻维护团结的艰难与智慧，而张国焘最终借祭拜黄帝陵之名逃离延安，投向曾经誓要消灭红军的国民党，晚年客死异乡，冻死在一家养老院中，一个“左棍”的结局，不过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