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同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4月，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与董其武谈了三个多小时。谈到最后，毛泽东问：“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一句家常话，却让这位绥远起义的领头人久久不能平静。

董其武没有立即入党。不是没有愿望，而是他清楚，自己曾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能只凭一时感动，更要经得起长期考验。

陶峙岳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1949年9月25日，他在新疆迪化宣布起义，率部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此时的他已经57岁，董其武则接近50岁。两个人都在军界身居高位，却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了同一个选择：把部队和个人命运交给人民。

这份选择并非突然发生。

董其武出身山西河津贫寒家庭，19岁时步行数百里到太原报考军校。后来，他投奔傅作义麾下，从不起眼的上尉参谋做起，凭借能力逐渐受到重用。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动请战；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曾在怀柔一带连续作战，顶着日军猛烈进攻坚守阵地。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董其武指挥红格尔图战役，以突然袭击打击日伪军，取得胜利。毛泽东曾称绥远抗战是“全国抗战之先声”。抗日战争中，董其武在忻口作战负伤，简单包扎后继续指挥。这样的经历，使他对民族存亡有着极深体会。

陶峙岳则出生于湖南宁乡，受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北伐时期，他率部参加江西、安徽等地战斗，后来担任国民党军队师长、军长等职。1928年济南惨案中，部队受到日军压迫，而上级又严令不得出击，这件事给陶峙岳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刺痛。

全面抗战爆发后，陶峙岳率部赴上海作战，在蕴藻浜一带坚守阵地21天。兵力、火力都处于劣势，他仍要求部队顶住日军进攻。抗战岁月里的共同选择，让董其武、陶峙岳都成为国民党军中的抗日将领。

真正改变两人命运的，是1949年的和平起义。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提出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即暂时保留当地国民党军队建制，争取其站到人民一边，再逐步完成改编。董其武理解了这一政策的分量。9月19日，他联合绥远军政人员和各界代表发布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残余集团，走到人民方面。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去贺电。10月1日，绥远军民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和平起义大会。此后，十万绥远部队接受改造，逐步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

新疆的情况更加复杂。陶峙岳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时，面对的是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交通困难的局面。1949年9月25日，他发出起义通电。9月28日，毛泽东、朱德复电，肯定这一立场，并要求维持地方秩序、团结各族人民、配合人民解放军进疆。

起义之后，陶峙岳没有停留在“旧军人”的身份上。他担任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后来又负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带领部队屯垦戈壁、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军队从拿枪作战转向建设边疆，这个转变并不轻松，却成为他接受长期考验的重要部分。

1955年授衔时，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曾认为自己起义前只是国民党中将，起义后能够保留职务已经足够，不应再授上将。毛泽东不同意，认为这是对起义将领功劳、资历和贡献的公正评价。

董其武后来对杨成武说：“我总觉得，接受上将军衔，余生会不安。”杨成武回答：“这不仅是个人荣誉，也关系到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这番话让董其武接受了组织决定。

入党问题，却比授衔更漫长。

1950年，董其武第一次表达入党愿望。此后多年，他反复学习党的理论，甚至因为自己拥有房产和家产而感到不安，提出将私人财产交给国家。毛泽东批示，起义前的经济问题不追究，起义后的问题按政策处理，房子总是要住的。

1958年，董其武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一次工作中，他没有简单处分犯错干部，反而主动检讨，认为自己还没有用行动改变别人对起义人员的看法。这种克制，正是他理解“改造”二字的方式。

陶峙岳的入党愿望同样持续多年。1952年，王震问他是否考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答：“是所愿也，未敢请也。”这八个字，既有向往，也有自省。他认为自己参加革命队伍时间尚短，贡献还不够，必须继续学习和实践。

1965年，陶峙岳正式递交入党申请。新疆方面已经同意并上报，但由于特殊历史环境，事情没有完成。1970年，他离开新疆时，张仲瀚劝他回湖南后继续申请。陶峙岳回答：“好在入党没有年龄限制。”

1980年，董其武的入党申请经支部通过。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份和影响，曾认为留在党外更有利于统战工作。到了1982年，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他入党。此时董其武已82岁，逢人便说：“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

同年9月28日，陶峙岳也获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90岁。两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55年同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又在1982年完成了共同的政治选择。董其武的组织手续以1980年支部通过申请为依据，陶峙岳则于1982年正式获批，二人的入党经历因此格外引人注目。